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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0-09-01分类:活动资讯浏览:18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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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来源:史祭2020

2020-08-31 21:05

(原标题: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记言”、“记事”历时三个阶段,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起居注之类。 《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与于“记事”。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告诉世人,那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 它们代表着森严壁垒的封建等级制度。 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 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左史”、“右史”最早出现于武丁时期,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上下三千年,这款大鼎为何一直高居C位?

“皮氏国”的来历,以及“左史”与“右史”

中华文明,能够追溯的源头之一,便是《史记》。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史记》是戎夫的《史记》而非司马迁的《史记》,戎夫的《史记》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800多年 。

公元前900多年,西周有个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叫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周穆王曾命令当时的史官戎夫,编辑了一本《史记》。这本《史记》主要讲了28个国家灭亡的教训,第一条教训就是“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这本《史记》原名叫《逸周书》,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此书系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书中记载,当时汾水流域有一个叫做“皮氏”的小国,由于国君言而无信,一些贤能之士要代而行政,国君实行镇压,发生动乱,夏帝不降三十五年,地处今天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国趁虚而入,出兵灭了皮氏国。

今天看来,这个“皮氏国”的来历还有点意思。

从历史课本上,我们知道古代有“燧人氏”,有“神农氏”,却少知有一个“皮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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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古代发明在树上筑巢居住,改善了先民穴居条件的人被称作“有巢氏”;发明钻木取火,改变了先民生食冻馁条件的人被称作“燧人氏”;遍尝百草,带领先民们种植五谷的人被称作“神农氏”;而最早发明衣服的人,则被尊称为“皮氏”。

原来,随着分工的细化,被射杀的动物食肉之后,便有了鞣皮制革工艺,解决了人们御寒、奉礼需要。

“皮氏国”很可能就是古代以鞣皮制革为擅长的一个群体所组成。

“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纪》。”《逸周书》第六十一篇《史记解》记载的是周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的事情。

“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文中讲到,一天清晨,周穆王想起了古代一些帝氏治国成败的教训,便召来史官戎夫,让他记录下来,每月朔日望日讲给自己听,以便有所鉴戒。

《逸周书》一书中,周穆王评述的上古二十八位帝氏政治上的得失及亡国的教训,这些帝氏依次为——

皮氏、华氏、夏后氏、殷商氏、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氏、郐君、共工、上衡氏、南氏、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氏、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氏。

其中夏后氏即夏桀,殷商氏即商纣,有虞氏即舜子商均之后,共工氏即“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康回。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上述这些为后人所熟知的重要历史人物,“皮氏”不仅与这些帝氏并列,且赫然载于二十八位帝氏之首。

“拔得头筹”的重要原因在于,因“信”与“义”而被最早灭亡的国家。

可见,中国古代对诚信的重视,很早就提高到了生死存亡(“信不行,义不立”)的地步。

这些历史信息和历史细节,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汉书•艺文志》告诉我们,“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乃中国古代朝廷很早就立下的规矩。资料显示,“左史”、“右史”乃上古实有的史官设置,最早出现于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在位59年的武丁,公元前1250年继位,乃商王朝最为贤能的君王。年轻时就被父亲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辛。

公元前1247年,据说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将他任命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励精图治,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

内政巩固之后,武丁便开始了大规模征服。在武丁时代,商王朝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组成了一支相对固定而庞大的军队。先是迫使周边时叛时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着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小邦甫、衔、让等,以扩大版图。

至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这个时候,已经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

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武丁甚至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

此举开了分封制的先河。而后来在分封制上发扬光大的周王朝,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后,这个时候接受了商的封号而开始的。

这个时期,活人祭祀开始流行,一次祭祀仪式上百人做牺牲的记载就有多次,对卜辞的迷信发展到了极至。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已经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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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三千年,司母戊大方鼎一直是主角

武丁时代,中华文明的结晶正在逐步形成和建立,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甲骨文和青铜器。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成为今天我们认识武丁时代的杰出代表。

那具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的旷世大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出土便震撼世界。四周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一种威武凝重之感时时逼人;足上的蝉纹,图案的蝉体,线条清晰而蜿蜒。腹内壁“后母戊”三字,笔势雄健,形体丰腴,无不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

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还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却说兵荒马乱的年月,地处中原文明腹地的河南安阳一带,老百姓都有“探宝”的习惯。恰逢1939年3月,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探得一件带铜锈金属宝贝,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一个铜锈斑斑马槽式的庞然大物抬出来时,令所有村民震惊。为个庞然大物便是司后母戊大方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即被日寇占领。日本人对中国的文物很感兴趣,虽然大方鼎秘密运回,用柴草伪装在村民吴培文的院中,但很快日本人便知道了消息。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来到吴培文家,未果。十分紧张的村民们打算迅速卖掉,以逃避祸害。他们秘密找来北平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很有眼光的肖寅卿出价20万大洋,因为体积太大不好运输,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

20万大洋对那时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天大的诱惑。资料记载,农民们遂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

或许因为大鼎太过结实,久砸不开;或许因为是陈年神物,心存敬畏的村民心里“虚”了。

他们越砸越觉得作孽,对祖先的敬畏之心战胜了20万大洋的诱惑之心。司母戊大方鼎这才完整保留了下来——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

不死心的日本人又来了。100多日军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终无功而返。之后,日军又来了三辆大卡车,架起机关枪进村,挖地三尺也未能找到。吴培文在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之后,想出一个妙计,他花20个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

第三次进村的日本兵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

日本人仍不相信这样的结果,仍死盯紧吴培文的行踪。为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7月,一条消息登上报端:“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文中“古炉”即司母戊鼎。原来,国民政府安阳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

据载,大鼎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蒋介石亲临参观。1949年大鼎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

这件旷世奇宝,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国之宝。

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其子祖庚继位。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一直在不断迁移中流浪。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以后三百年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盘庚迁殷(今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才第一次确立了长期固定的王都。

到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盛期,史称“武丁中兴”。

炎黄、尧、舜、禹、汤毕竟是古书中影影绰绰的人物。考古是我们认识远古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证据,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重新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版图。随着考古学发现和证实,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时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期,算得上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

“记言”、“记事”历时三个阶段,最初记传言和时事,其后记言诰誓命和天下大事,汉以后流变为记“言语”和“行动”起居注之类。

《周礼》系统所载史职,大史、内史、外史、御史均有涉于“记言”,太史、小史、外史,皆有与于“记事”。

庞大而华贵的后母戊鼎告诉世人,那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它们代表着森严壁垒的封建等级制度。

礼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的背后则是如山岳般屹立不倒的社会秩序。王权高高在上,身份的标志,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秩序。

“左史”、“右史”最早出现于武丁时期,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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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

夏商周三代中,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融进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礼器之中。

商人尊神,青铜雄浑大气;周人崇礼,青铜简洁朴拙。我们的祖先,在这个人类全新的青铜时代,用艰辛和智慧,走出了一条让后辈望尘莫及的青铜之路。

“中国”的概念,是从周公时代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

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制订这个样本的,就是周公。周公眼里,秩序贯穿于整个邦国,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范化的管理制度。

秩序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又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周王朝定下的这些“规”和“矩”,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君王们,沿袭使用了几千年。

“轴心时代”是指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大体算得上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历史学者易中天先生把三百年的轴心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与毕达哥拉期,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孟子、庄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行;第三阶段:希腊人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荀子与韩非子。

这样的划分,无疑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考量的。是他们通过“特殊培训班”,支撑着世界“轴心时代”的到来并走向辉煌。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影响着关乎人类文明走势的帝王将相,同样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人类的行为准则,道德操守,文明秩序……是他们,垫下了第一块砖。

本书收集的40篇历史散文随笔,把重点放在先秦,是因为先秦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充满无限激情和无穷魅力……无论从哪个方向去看,先秦都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值得书写的时代。

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士”,比如荆柯、比如苏秦、比如张仪、比如范雎、比如甘罗、比如邹忌、比如冯谖、比如商鞅、比如孟子、比如孙膑、比如田忌……都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传说与佳话。

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因为有“士”。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

今天的专家学者给这个群体一个特别的称谓——先秦诸子。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登上历史舞台扮演这个“轴”的,便是不可一世的“士”族阶层。

整整一部《左传》,可杀不可辱的史事不绝于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都却一个没有。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之风骨所在。

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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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讽今,知未来……后学的蓄水池

“二十四史”虽以《史记》领衔,不得不承认的是,《史记》却乃二十四史中的“另类”。

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带有相当浓厚的先秦诸子百家的特点。尽管司马迁也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而不是为了给皇帝歌功颂德。

中国早期的史官多为贵族世袭,故称为“太史公”。那些著史的“太史公们”均为“士人”,全是有风骨、有气节、不折腰的有识之“士”。

有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可列为“证”。春秋时代,齐庄公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为崔柕手下所杀。齐国太史公在史书上如是翔实落笔为“崔柕弑其君”,崔杼看后大怒,要求将“弑”改为“诛”,太史拒绝修改,崔杼一气之下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接替哥哥之笔,也拒绝修改那“弑”字,同样被崔杼杀害。轮到太史的幼弟接笔,仍不改那“弑”字,崔杼见兄弟三人以死坚持直书,只好放了他。

“弑”与“诛”,仅仅一个字,即构成历史的正义感,甚至为了历史的尊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从知道那“太史三兄弟”的姓名了,如果能青史留名,应当是历史上最具传播的佳话。

按照传统道义,臣杀君属于以下犯上的逆行,称为“弑”;杀死有罪之人属于替天行道,称为“诛”。崔柕可以杀掉史官,甚至可以杀掉庄公,但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批判与审判。

孟子对太史的那种“春秋大义”留下了经典的总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后人心中,司马迁同样有着“太史三兄弟”般的硬骨头。

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手握史家之如椽大笔,挥写下如许不朽文字——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历史是对现实失败者的一种补偿和慰藉。可以说,只有受过奇耻大辱的司马迁,方能写下如此留传后世之绝美雄文。

时间是最好的历史书写者。在时间面前,后来出世的班固在写完《汉书》之后,表达出对《史记》的不以为然。他甚至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与班固同一时期的王允更进一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班固所论“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谓“谤”。

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眼里,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无疑是失败者,显然是他留有后世顶礼膜拜的《史记》。

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发……可以借古,可以讽今,可以知未来……可以成为后学的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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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中国古代历史将春秋战国时期总称为“先秦”,既然是“先秦”,历史应该以“秦”为轴心而延展开来的。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秦帝国”很值得研究。

春秋战国末期,是水患和饥馑逼出了一个“大秦中央政府”。那时,割据的诸侯,都彼此像贼一样提防着,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灾年禁止谷米流通。等等。

较量绝不止在战场上,秦始皇能统一天下,或许可以从某些细节管中窥豹,当六国都在各自打着小算盘,用百姓的生命以邻为壑的时候,秦始皇却宣告“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

郑国渠原本“四战之地”的一枚棋子。此乃韩国走投无路之下的“疲秦之计”,真实意图在于耗竭秦国实力,以拖延战术求生存之道。

郑国渠的开工时间是公元前246年,也就是赢政元年——这算得上秦始皇的“一号工程”。一水灌溉关中,“疲秦之计”最终变成“强秦之策”。郑国渠建成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国统一中原的战车正式驶向战场,战车所向披靡最先压得粉身碎骨的,却是苦心孤诣的韩国。

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三大水利工程就是三个不同风格的水利博物馆。

三项水利工程,助秦始皇一统天下。长城是为了防人,郑国渠是为了惠人。曾是战争产物的水利工程,最终走向了利民利国。

秦始皇还首开了卖官先河,宣告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实际上,“乌纱帽生意”早在秦始皇爷爷秦孝公时期就开始了,丞相商鞅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构想——让老百姓交纳余粮而给以爵位。

而将“乌纱帽生意”做到极致的,却是秦始皇的仲父吕不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国家政权投资,直接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从而开辟资本与战争相结合的大路,是从吕不韦开始的。

吕不韦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获得了王位,用自己的成功经历撰写了“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典故,他用自己绝妙的“政治经济学”,一度将大秦玩于股掌之中。

不愧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风险投资家,吕不韦正是在资产的支持和运作下,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进行了权力重组。而通过以秦政权为抵押进行资本运作,吕不韦自己成了真正的“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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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与其说他们靠武力征服了列国,不如说他们用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更准确一点地说,是靠一笔又一笔“生意”赢得了“天下”。秦完成统一的重要计谋之一,就是用重金贿赂六国重臣。

正是资本与武力的完美结合,为秦最终一举击溃六国,称霸天下,奠定了根本基础。

公元前221年,当齐国的战旗最后倒下的时候,坐在高高战车上的嬴政大笑不止,秦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了——没错,此刻中华历史教材已经翻到了“秦”的那一页。

秦帝国能一览众山小,成为兼并各国的最后霸主,无不得益于“秦律”。严格说来,“秦律”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道理,都是些百姓看得懂的大白话。

说到“秦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商鞅。大秦帝国有两个“军师”,一个是李斯,另一个就是商鞅。他们为秦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自秦孝公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但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以发展,秦法已是相当成熟。

这一切之发轫,都缘于商鞅变法。

秦国的基本国策就是“耕战政策”。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立“耕战”为国策,一切都围绕这两个“要素”展开。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秦治下的广大百姓,唯一的使命,便是“耕战”,百姓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

从每一条每一款的生动细节可以看出,商鞅对基层百姓,可谓了如指掌。每一条款的针对性都很强,让谁也钻不了空子。

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宪法,看似冗长烦文,却十分实用。

从周王朝一路走来,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不难发现,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都是两个蛮族的后裔(秦和周)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

始皇帝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征调帝国各地民工大修阿房宫。

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派上了徭役,为期一年。咸阳之行,大开了刘邦眼界。沛县东去咸阳二千余里,走三川东海大道,出泗水入砀郡,横穿三川郡,由函谷关进入关中。以战国旧国论,由楚国出发,经过魏国、韩国到秦国,堪称是一次国际大旅行。让小民刘邦耳目一新

其间,刘邦遭遇了他一生重要的事件——亲眼目睹秦始皇的丰采。

未来的汉高祖与在位的秦始皇的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载,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刘邦有幸挤进观瞻的行列中,目睹盛大的车马仪仗,精锐的步骑警卫,远远地仰望到了秦始皇的身影。

对于咸阳徭夫、沛县乡佬的泗水亭长刘邦来说,秦始皇宛若天上的太阳,他久久迈不动脚步,感慨至于极点,不停念:“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一句话感慨,概括了刘邦一生的政治走向。

秦末战国复活的大潮中,刘邦之所以不愿称王,一心一意要做皇帝,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是早就建树于他心中的偶像,他要像秦始皇一样君临天下,在万人观瞻的车马出行中体验人生的满足。

“先秦”乃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也正是因为有了刘邦,“先秦”的历史得以告终,秦汉的历史帷幕徐徐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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