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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的传奇人生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0-10-18分类:最新焦点浏览:9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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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的传奇人生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

读过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读者,一定记得书中那个秉承天意辅周灭商,又手捧杏黄旗登坛封神的老翁姜子牙。旧时民间称姜子牙为姜太公,许多人家门上贴着写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字样的红纸,似乎只要亮出他的名号,一切妖魔鬼怪都会退避三舍,即使家中有人言行不慎,得罪了神道,也不会招来灾祸。《封神演义》叙事多涉荒诞,民间传说中姜太公的事迹也往往带有迷信色彩,都不能信以为真。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有姜太公其人呢?有的,他就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太公望。

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的传奇人生

姜子牙剧照

炎帝后裔 吕氏族长

太公望据说是炎帝之后,姓姜,名尚,字牙。他的祖先在虞夏之际因协助大禹治理水患有功,受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市附近),这一枝就以吕为氏。上古时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所以别婚姻”,用来表示血统,“氏所以别贵贱”,用来表示身分,“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通志·氏族略》),所以太公望在先秦两汉的经传、史籍、子书和辞赋中往往被称作吕尚、吕牙、吕望、吕太公,却不作姜尚、姜牙、姜望、姜太公。至于他为什么又叫“太公望”,我们到后文再作说明。

太公望本是什么地方人呢?《吕氏春秋·首时》说他是“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古代泛称中原之外东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夷”,“东海”正是东夷之地。可能吕氏子孙繁衍流散,其中某个支系后来迁徙到东海之滨与夷人杂居,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势力的一个集团,而太公望正是这个姜姓吕氏集团的头面人物,具有大族长的身份。所以《孟子》等书提到豪杰归周,都把他与诸侯之子伯夷同时并举。

关于太公望早期的经历,存在着一些歧异的说法,《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有两个“或曰”:一种说法认为他本是隐居海滨的处士,因为“西伯(周文王)贤,善养老”,所以前去投奔。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博学多闻,曾经侍奉商纣王,因纣王暴虐无道,失望而去,又游说诸侯,仍然得不到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最后西行而归附周文王。还有人说他因穷愁潦倒、曾被老妻所抛弃,卖肉于商纣的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又肉臭不售,钓鱼于棘津(今河南延津东北),偏偏鱼不食饵,织席贩卖,也销不出去(见《战国策·秦策五》及其韦昭注);种地所得,不能抵偿所下的种子,捕鱼所得,不能抵偿鱼网的价钱(见《说苑·杂言》)。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战国秦汉流传颇广,屡见记载。但多属策士说客的夸饰之词,未必都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太公望这样一个“治天下有余智”的才能出众的人,在商末却长期不得志,他之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是在归附周文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灭商的斗争中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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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入周 辅佐文王

周部族以善于经营农业著称,原先曾臣服于商王朝,到商王朝后期,在周文王这一有为之君的领导下,周人的实力迅速扩展,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双方攻伐不断。殷虚晚期卜辞屡屡卜问“寇周”能否得胜,周原卜辞也有与商人交战的记录。为了进一步壮大势力,周文王尽力争取盟国,招徕远人,不仅当上了西部地区众多诸侯国和部族的共主,而且还联络了东方的一些反商力量。居住在北海之滨的伯夷和居住在东海之滨的太公望先后前去投效,正是周文王政治上的胜利。

周文王与太公望的结识,有一段著名的传说。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通“干”,有所求而请见)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音chī,通“螭”,无角的龙),非虎非罴(pí,熊的一种);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北岸),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史记·齐太公世家》)

周文王所说的“先君太公”,是指他的曾祖父公叔祖类。他与吕尚交谈后,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才,也正是公叔祖类所盼望的能够兴周的圣人,就称吕尚为“太公望”。从此,太公望就成了周文王的智囊。这一传说历来被看作是君臣遇合的佳话,但其中显然也有后人添加的枝叶。清代的汪瑗就认为这一故事是好事者为之,“太公”应是“因吕尚年老而称之”,“望”、“尚”音相近而义相通,应是“太公之名后世流传之讹”。(见《楚辞集解》)不管怎样,事实上文王得到太公望的辅佐,是如鱼得水,太公望入周以后也得到了一展身手的用武之地。

太公望主张修德政以安内,施奇计以谋商。《说苑·政理》记载太公望曾对文王发表议论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他认为要兴王图霸,必须富民富士,统治者如果只顾充实自己的府库,那么上溢下漏,国力决不可能强大。文王听后当天就下令“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当然,侈谈“王”“霸”,是战国时的风气,这段话看来又是后人的伪托,但爱士爱民,修善行德的确是太公望的主张,正因为周文王在太公望的辅佐下贯彻实施了这些主张,所以周虽然与商相对而言是个小国,却内政修明,士众一心一德,显示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象。为了削弱商王朝,太公望想了许多办法,“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当时商王朝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及平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奴隶主贵族内部也明争暗斗,离心离德,商纣王又用兵夷方,国力消耗很大。《孙子·用间》提到“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这是说太公望曾亲自去商王朝的中心地带充当间谍,掌握了大量商王朝内部状况的情报。他又采取剪除羽翼的策略,建议周文王先后攻灭忠于商王朝的诸侯国密须、黎、邘、崇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奋战牧野 进军灭商

文王晚年灭商的条件已经成熟,其子武王继位后便积极完成灭商的事业。有些古书记载武王奉文王遗命尊太公望为师,称之为“师尚父”或“尚父”。武王尊太公望为师或系事实,但“师尚父”之“师”,应是官职,“尚”是私名,“父”则是男子美称。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师和父”、“师毛父”、“师俗父”等,都是主管军事的高级官员。如果武王时太公望又称“师尚父”,这说明他当时已担任了直接统率军队的大将。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以讨无义”(《淮南子·要略》),即位后二年,就东征伐纣。军队将要渡河,太公望左手执象征军队指挥权的黄钺,右手执用以发号施令的白旄,下令全军:“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今文尚书·泰誓》)周军顺利地渡过黄河,到达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据说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赶来加入武王伐纣的阵营。但武王与太公望度时审势,认为当时还没有把握一举灭商,决定回师另候时机。

又过了二年,太公望根据所得的情报,知道商王朝“谗慝胜良”、“贤者出走”、“百姓不敢怨诽”,“其乱至矣,不可以加矣”(《吕氏春秋·贵因》),请武王再次出兵,武王“遂率兵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一路上还会集了许多同盟诸侯和部族的军队,举行了誓师典礼,出师之后,武王进行了卜(用龟甲占凶吉)筮(用蓍草占凶吉),得到的结果是“大凶”,太公望扔掉蓍草,踩坏龟甲,说:“枯骨死草,何知而凶!”(见《论衡·卜筮》)坚定了武王继续进军的决心。商纣王因大军正在同夷方作战,来不及调回,只得临时把奴隶和夷方战俘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迎战。二月甲子那天清晨,两军在距离朝歌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决战。太公望亲自率领勇士冲向商军阵前挑战,武王“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见《逸周书·克殷》)。商军本无斗志,大批奴隶兵阵前倒戈,投向武王。周军乘胜进占朝歌,纣王自焚而死,称雄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商代就此灭亡,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西周诞生了。

《诗经·大雅》中《大明》一篇可以看作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史诗,诗中描写牧野之战道:“殷商之旅,其会(通“旝”)如林……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商父,时维鹰扬。”意思是说:牧野战场平整广阔,殷商的军队人数众多,他们的旗帜高耸如林,但周军士气高昂,战车色彩鲜明,驾车的战马健壮有力,师尚父英勇作战,像雄鹰一样奋扬,大展雄才。太公望的功绩被周人咏之入诗,并列入在宗庙祭祀和朝会宴饗时演唱的《大雅》之中,这说明他在灭商的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受封齐国 肇建大邦

灭商以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胜利,比如革除暴政、散放纣所聚敛的粮食财物以救济贫民、笼络商旧贵族、表示“与天下更始”等等,这也是“师尚父谋居多”。当时,怎样统治所征服的广大地域,是摆在西周统治集团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以及在武王死后摄政称王的周公采取“封邦建国”的办法,分封宗室贵族和异姓功臣为诸侯,这实际上是进行部落殖民。太公望因为功最多,首先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封国面积很大。

齐地在今山东中部偏北,太公望起初留在西周朝廷辅相王室,过了相当一段时期以后才东行就国。到达自己封国后不久,他就击败了前来争夺营丘的莱人,向山东半岛地区扩张疆土。后来殷人的残余势力勾结西周王朝内部的反对派管叔、蔡叔拥护商纣之子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太公望作为王室外藩积极参与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西周朝廷派遣召公授权太公望“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今湖北麻城北),北至于无棣(今河北卢龙)”,在这一范围内可以自行征伐。(见《左传·僖公四年》及《史记·齐太公世家》)在镇压管蔡武庚之乱的战争中,太公望吞并了一些原先与商王朝有较深关系的国族,进一步扩大了齐国的地盘。

在内政方面,太公望因地制宜,简化礼仪制度,尊重当地居民旧有的风俗。齐地滨海,就发展渔业和盐业,又大力提倡手工业和商业。在他的勉励倡导之下,齐国的纺织、刺绣、编织、缝纫等女工制品“极技巧”,行销天下。由于齐国迅速富强起来,“海(东海)岱(泰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见《史记·货殖列传》和《齐太公世家》)另外,太公望治国与周公主张的“亲亲上恩”不同,强调“尊贤上功”(《吕氏春秋·长见》),也就是要限制宗室贵族的特权,重用重赏有才有功的人,认为这才是兴国之道。他反对“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而且执法明决,曾果断地处死了自称无求于人、不承认国家权威的狂士狂矞、华仕兄弟(见《韩非子·外储说柔和和右上》),真是如此的话,他的所作所为已带有战国法家的意味了。正因为始封之君太公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国始终国力强盛,到了春秋时期能够首先称霸,战国时期也是“七雄”之一。

据古本《竹书纪年》,太公望死于周康王六年。《荀子·君道》说他七十二始遇文王,汉时更有“吕望九十为文王作师”的说法。如太公望真是年逾古稀才入周辅佐文王,那么到康王六年去世时至少也有一百二十岁,这不大可能。而且从牧野之战中他曾亲自冲锋挑战一事来看,那时也不像是个衰朽老翁。战国以后的著作把太公望的年龄尽量往高处说,有其可疑之处,但“吕望使老者奋”(《淮南子·说林》),这却成了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的美谈。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人物春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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