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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有人为此时此刻负责丨公开信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1-01-08分类:传统文化浏览:13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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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有人为此时此刻负责丨公开信

公开信( Republic of letters )是单读的开放栏目。我们欢迎来自不同背景、住在不同国家的作者,在这里向彼此写信,分享他们最近的生活、关心的议题、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

继昨天推送了单读作者晓宇给单读主编吴琦的一封来信后,今天分享吴琦的回信。面对晓宇抛来的小共同体和“表态”,吴琦在信中给出了回应。

总要有人为此时此刻负责丨公开信

此时此刻的辩证法

晓宇你好,

抱歉又晚复。

过去这一年的确很忙,不过如果把我个人的抱怨放在一边的话,就不全是那种事务性的重复,不像内卷、打工人、或者你举例的社交时差这些时髦词汇暗示得那么徒劳和虚无,在被疫情所激发的社会转折的背景之下,富有强度的思考、更加主动的实践,这些任务都变得更加迫切了不是吗?因此这次我算主动“缴械”,拥抱了同样过于时髦的加速度的工作方式,不只是应对我供职的单位,也在考虑广义上的文化工作如何开展,如何可能。写作上没有任何进展,长时间都处于很难提笔的状态,对书写及其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生存的怀疑冲到了某个顶点,哪怕是虚拟的纸面,也散发出浓烈的酸腐味,阻止我再往上面增添什么。直到 2020 年在物理时间上彻底终结,甚至还要借助跨年夜一场象征性的狂欢,才把那些几乎是身体性的束缚、包袱甚至羞耻感暂时放下,和你说说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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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谈过,接下来的通信会尝试对各自提出的议题做更系统的梳理,类似文献综述、阅读笔记,而不止于个人感受。这主要出于我的私心,想借此整理自己的阅读和设问,克服人在体制外思维跳跃、兴趣杂乱的毛病。于是整理好思路,大概在三个层面上回应你。

你首先质疑的是“小共同体”,认为它并非天然正确,同样需要检省。这个意思我肯定同意。大学时追读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小说,他就揭露过“小世界”内部的问题,并且特指国际学术体系所附带的庸俗权力关系。前一阵整理书架,我特别把那几本书从书柜深处捞出来,放在显眼的位置提示自己。印象中他喜欢描绘学者们坐长途飞机,在万米高空中穿行,机舱好似他们的摇篮和蜜罐,即便充满暧昧和不安,也难以抑制对自己感到满意。

而我们重提小共同体,有新的时代前提,也有明确的反对和修正的对象。政治混沌和集权思维同时出现,个人操守和整体团结都在告急,是在这样的夹击之中,小共同体才成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而丸山真男的批判,恐怕也要放回日本战后右翼运动的语境里才最有力。年轻的英国作家大卫·索洛伊在《单读 25 · 争夺记忆》里对今天的情势概括得更具体,他说“在个体公民和国家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张力。政治是,或者应该是,管理这股张力的一种方法——没有最终的决议,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对一种内在固有的紧张状态的持续管理。但政治已经被暂时搁置了。紧急事态唤醒了利维坦。”你说“意识形态的全面展开”,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

《单读 25 · 争夺记忆》

吴琦 主编

单读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12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因此,在新的整体性的抗争中,把小共同体视为一个显著的障碍,我觉得有敌友不分、自损八百的嫌疑。20 世纪的历史遗产已经很清楚了,比意识形态更坚固的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比它更小更尖锐的现实单元,是人的头脑、思维惯性和肌肉记忆,经由人与人的关系迸发出相对持久的抵抗力。这个建设过程当然涉及利益的斗争和再安排,也会有特别肮脏的部分,但它并非斗争的目的,而是一种局部的自我克服,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的基础练习,进而可以理解为一种抗争从游击到阵地的准备状态。这不等于对组织文化的内部没有反省。你后面继续引述丸山,“一方面和内部的人共享一种生活的‘实感’,同时也会试图保持和外部的持续交流,并因此而不断地打破来自内部意向的自我积累所导致的固定化趋势。”不也描绘了某种小共同体的可能性吗?

然后你谈到“表态”,指出各种中立姿态背后的堕落和退守,我也同意,并不会劝你慢下来。在这方面,2020 年是一次残酷教训,从今往后大概一切变化都会更加急速,让人没有选择,或者说必须选择,而反思这个词被滥用成了一个不作为的借口。

但我仍然很难站到反思的对面去,而是想要挽救它,如同你保卫“知识分子”一样。反思的能力已经是人文知识能够提供的不多的有益价值之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万马齐喑的环境中识别真伪,打捞出更多有效的议题,有点像在苍茫的田野里清理文物,而不是动不动就贴上闲人免进的封条。这里我再次感到丸山的批评和今天中国的语境存在错位,在历史的时间中,他依然领先我们。整体来看,如今主流之外的“历史体谅”和“批判思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它们经常刚刚出现就被另一种体谅和批判打倒,甚至等不到真正的大 boss 上场,就被内在的免疫系统消灭。实际上就连中立也不多见,政治生态和个人机会主义的耦合,决定了多数人不再进行公开发言。你说到的很多现象是这种局面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比如我们对陈映真的讨论,这大概是你重提这个问题的背景。由于陈过于明确的 20 世纪的左翼价值观,关于他的文学的讨论就遭到了某种阻断,阻力来自旧的左右之争,尤其是当这个争论平移到今天的政治语境,两边的立场就收缩得更窄,没有弹性。这时我总会恍惚,闭目塞听的主流思维其实已经普遍化了,支持和反对都不过是它的一体两面。对话根本无从发生,更别提去发掘陈映真文学里的其他层面——异化、麻木、被齿轮碾过的人生,70-90 年代的台湾和此刻大陆的状况是如何惊人地历史地相似啊。可见在我们说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有一种现成的、统一的现实性在那里等待人们发现,对现实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判断,而层累的历史只会更加复合地和现实缠绕在一起,构成对反思的挑战。这里我认同你的结论,有时通过“动摇”才能获得某种开放性,但我想补充,知识分子们能够发力的地方仍然在于“历史体谅”和“批判思维”。这是绕不开的屏障和堡垒。

你也提到《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出版,在知识界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除此之外,它还意外进入了市场的悖论,一边获得读者的共鸣,一边被斥责为营销和炒作。和固定的政治成见一样,这种批判惯性缺少更细致的考察,似乎也不顾问题的层级,一脚踩在真空里。表面的反思过剩本质上恐怕还是反思的不足,我们需要在这二者之间辨析出各自工作的层面。现实和立场,学院和社会,摇摆和决断,这几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互斥关系,而都内在于这个职业,等待被回应,开出新路来。否则这停滞就是我们的,不能再归咎他人。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吴琦 著

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7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写到这里,我几乎笑出来。想起之前我和刘婧显摆,和你对话有时像自言自语,话只说一半,对方会把另一半补上来,其实没有本质分歧,只是把近似的意思在不同层面上做逻辑的翻转。正应了项飙老师对学术“小世界”的评论,一个人说话,只是为了让另一个人有话可说。其中当然有智识上的私人趣味,但也充满了左右互搏的辩证法。说到底,即便我们总对知识分子心怀不满并自以为可以与之保持距离,依然很难自外于它。

这也是我最后想反驳——或者赞同?——你的地方。在“重新思考知识的生产和用处”这一问题时,我想重点不是在于保卫“知识分子”。既然他们曾是“统治阶层的附庸”,也完全懂得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那么又有什么可保卫的呢?那种边缘、脆弱的说辞,太过自觉的受难意识,今天已经不值得我们放在中心位置去辩论,它们正在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失去观众和市场,亦不再充当公众舆论的替代品。

这可能也是 2020 年我思想上最痛苦的变化。对知识分子的发言没有期待,也很少去书和电影里寻找蓝图,现实本身带来了更真实的笑和泪,那些活在此刻的人,或者说他们为了活着,说出了值得深思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不能再想当然地享受知识传统曾经展现过的光荣时刻——左拉和班达们的时刻,也必须去除工作里最体面、舒适和虚荣的部分,就像从墙上剥除壁画一样。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都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过程。把知识和文化工作还原到基本的专业技艺,放回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在最平等的常人的行列里,参与讨论一般性问题。

之前读萨义德,只读到了他的高姿态,为了写这封信,我又去翻他的《知识分子论》,才发现原来他早就做过类似的反省。“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与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

总要有人为此时此刻负责丨公开信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 年 11 月 1 日 - 2003 年 9 月 24 日)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也是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活跃分子。

另一个盘旋在我脑子的人是雷蒙·阿隆。忘了我有没有给你推荐他那本对话录《介入的旁观者》,或许你早就读过。两位后辈提问者在书里咄咄逼人,似乎想逼迫阿隆承认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维希政权、5 月风暴等政治事务中缺乏一致的立场,也没有勇气去做更多,然而阿隆在愤怒之余,努力向这些成长在平稳社会中的年轻学者解释,他所亲历的历史是“一场充满嘈杂和愤怒的喧闹”。他说,“我有政治见解不等于我有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好像正是你信中的意思,但不完全是我的态度,真要说的话我们的代际位置应该更接近那两个年轻人,然而阿隆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共时感”深深击中我,它迥异于时下流行的那种故作潇洒、本质怯懦的事后烟,也不完全是功利主义。对他们那一代而言,法国在 30 年代的衰落和 1940 年的屈辱记忆是最大的、也最急于摆脱的现实,因此,现代化成了首要的基点,他们在二战后大多成了现代主义者。我看,主动亮出“现代主义者”的身份就是那种决断时刻,而且是真正的现在进行时,反思与建设几乎同步,震惊的肉身体验激发了他们思想上的现代主义实践,尽管现代主义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好词。类似的时刻在他的论敌萨特、加缪身上也经常出现,这些思想者是真正的镜子,向“后 2020 ”反射出刺目的光芒——我们正活在历史里,眼前就是巨变,却过分依赖一些看上去玲珑剔透的后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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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

对你我来说,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超脱自我的写作和表达,不陷于封闭的小共同体,看起来都是不可调和的任务。然而,面对它们,并在其中行动,已是一代人必然的命运。承认这一点,大概也是一种决断的开始。本质上我们有胆量寻求的都是某种内部调整,而不是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能介入的也还是知识过程,不过要改换到新的社会关系里。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短视的人。不是说不再向往那些遥远的目光,而是我们的双眼不能仅仅凝望他们。也不是说此刻高于一切,而是总要有人为此时此刻负责。

“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把萨义德这句话送给你。

“History is again on the move.”最后用汤因比来共勉。

新年快乐。

吴琦

总要有人为此时此刻负责丨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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