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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1-01-10分类:文化新闻浏览:10评论:0


导读:原标题: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临近岁末,又到了制作并寄送月历的时节,不禁...
原标题: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临近岁末,又到了制作并寄送月历的时节,不禁想起去年围绕潮汕歌谣展开的故事——借助书展与月历的制作,我认真体验了一回什么叫“纸上的声音”,以及方言歌谣传播的边界及效果。

承蒙朋友雅意,去年(2019年)十月,我在深圳举办了“说文·写字——陈平原书展”。开展仪式上,听到好多鼓励的话,尤其是书展的“小引”,更是博得一阵掌声:

儿时的乐趣之一,是趴在书桌边看父亲写字。上学后,在父亲的督促下,也曾专心练习毛笔字,但谈不上扎实的童子功。二十年前,撰文使用电脑;十年前,手机取代了书信。很快地,记忆中稳健优雅的汉字,面目变得日渐模糊。有感于此,读书间隙,我又捡起了搁置已久的笔墨纸砚。

还是读书写作为主,习字则见缝插针。有空多写点,无暇就搁笔。另外,心情不好或身体欠佳时,也会展纸研墨。功底不行,只因多读了些书(包括字画),略有修养,眼光及趣味不算太差,如此而已。

“说文”是我的职业,至于“写字”,基本上顺其自然,只追求心手合一。我的体会是,若悬的太高,用力过度,刻意顿挫,效果反而不好。之所以坚持用毛笔书写,很大程度是因“舞文”不妨“弄墨”,此乃古来中国读书人的常态。

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不该完全分离。基于此理念,故有“说文·写字”专题展。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其“书展”上介绍“小引”

朋友称,你平日处事低调,可这“小引”透出一股傲气。因为,今日中国,要想兼及“阅读”、“写作”与“书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有辩驳,只是称“弄墨”成效如何,受自身才华限制;而愿不愿意挑战成见,则是另一回事。

展出三十多种自家题签封面的书籍,算是亮明“说文”的职业;至于“阅读”习惯,撇开众人熟悉的唐诗宋词,抄录若干我心仪的古文,也算别开生面。一直感叹今日的书法展中,大都笔墨酣畅而内容空洞,观众也习惯于品评作品的谋篇布局或筋骨笔力,极少考虑那些笔墨背后的情怀。其实,书写者选择什么诗文,其背后的感慨与关怀,同样值得注目。大概正因我不是书法家,凡书写必有所寄托。就好像那次深圳书展,最想推出的,其实是那组“潮汕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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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用词重复,且不避粗俗,就书法作品而言,不太好结构。不过,将二十幅精心选择的潮汕歌谣放在一起,还是有一股逼人的气势。我注意到,好些参观者并非走马观花,而是一首一首往下读。换句话说,那些相对生疏但生气淋漓的歌谣,给现场观众制造了某种阅读障碍,反而让其观赏重心从“字”转为“文”。有位北方朋友很兴奋,说看了我的书展,才明白潮汕人是如此尊重女性,你看开口闭口都是“娘仔”:

莿仔花,白披披,秀才行过拗一枝。

人人问伊拗乜事,拗给娘仔插鬓边。

东畔落雨白披披,娘仔挈伞去等伊。

二人相共一枝伞,四目相观笑嘻嘻。

菱角开花四点金,桃李开花动人心。

后园种花好打扮,娘仔开嘴值千金。

天顶一条虹,地下浮革命。

革命铰掉辫,娘仔放脚缠。

脚缠放来真架势,插枝花仔冻冻戏。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平原潮汕歌谣书法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陈平原潮汕歌谣书法

当然,这是美好的误会。潮汕人常被批评“大男子主义”,也正因此,我才故意挑选有关“娘仔”的歌谣,没想到还真骗了善良的朋友。

在深圳办书展,目标读者远不止潮汕人。可怎么让方言区外的观众也能读懂?这就说到我编排的用心了。比起常被书写的唐诗宋词,潮汕歌谣本就陌生,若再添上僻难的方言词汇,外地人不掉头而去才怪呢。可完全没有方言韵味,则让歌谣丧失了存在价值。我的选择标准是:在懂与不懂之间,有点陌生,但可大致意会。先按我的趣味挑出三十首,让不懂潮州话而又多次到过潮州的妻子及弟妇分头阅读。她们都读不懂的,舍弃;两人都懂的,过关;一个懂一个不懂的,我再仔细斟酌。这样选出来的潮汕歌谣,依旧原汁原味,只不过经过筛选,基本上没有阅读障碍。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陈平原潮汕歌谣书法月历

深圳书展效果很好,尤其是“潮汕歌谣”部分,很得潮汕人的欢心。于是家乡的朋友紧急动员,制作了精美的2020庚子大吉月历《潮汕歌谣——陈平原书法作品选》。总共十二幅,以“潮州八景好风流”开篇,以“农事歌”殿后,前面再加一页“引言”,表露我制作月历的“学术背景”及“文化关怀”:

文化走向民间,犹记歌谣整理。

雅俗互相纠缠,拆解人为藩篱。

洞察文学流变,穿越方言厚壁。

插上月历翅膀,文/字不离不弃。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所谓“文”“字”不离不弃,就是强调书写的功能性与日常性,而不是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表演性。书法日渐成为一种技艺,一门自我炫耀的技术,远离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不觉得这是好事。坚守传统读书人优雅的笔墨,而又用来书写粗俗的歌谣,这牵涉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雅俗之间如何对话。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加上当过多年的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对五四新文化人的“眼光向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歌谣运动,自然情有独钟。

十多年前,我发表《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2004年11月10日《中华读书报》),谈及五四那代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顾颉刚、常惠、魏建功、董作宾等——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八十年过去了,“平民文学”的口号早已进入历史。从歌谣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方向,这一努力基本落空;朱自清关于歌谣可以欣赏、研究甚至模仿,但“与创作新诗是无关的”这一论述,大致得到证实。

不说个体的尝试(如1914年周作人撰写《儿歌之研究》、1918年刘半农拟定《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俗文学运动的展开,更具象征意味的是1920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以及1922年《歌谣》周刊的创办。至此,俗文学的整理、研究与再创造,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钟敬文1928年在北新书局刊行《歌谣论集》,辑录《歌谣周刊》上周作人等30文,固然是重要的文学运动史料;朱自清1929年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课程,更是有筚路蓝缕之功。这册总共六章的讲义,有油印本及铅印本传世,日后作家出版社(1957)及香港中华书局(1976)推出整理本,上有浦江清的《跋记》:“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第213页)

五四时期如火如荼的歌谣运动,日后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如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三章“歌谣”(第93—132页),吴同瑞等编《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中段宝林和路工二文(第1—12页、252—254页),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谈刘半农、朱自清歌谣研究那两章(第23—39页、144—153页),以及陈平原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中王娟《歌谣研究概述》(第71—94页),都值得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各个年代的潮州歌谣集

潮汕歌谣的搜集与整理,正是因应此思潮。十年前,我在《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2010年4月11日《南方都市报》)中谈及:“1920—1930年代潮汕地区的俗文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且与北京及广州学界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了解这些,你对丘玉麟、林培庐、杨睿聪等潮汕学人的工作,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的编著,并非古已有之的乡邦文献整理,而是深深介入了现代学术潮流。如果再加上出生于广东海丰(广义的潮汕人)、毕生致力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的钟敬文,那么,1930年代潮汕学人的俗文学及民俗学研究,实在让人刮目相看。”去年,我为“潮州民间文学丛书”撰写总序,题目就叫《走向地方的新文化》(《书城》2019年第5期),文中对1923年转学燕京大学中文系、深受周作人影响的潮州人丘玉麟(1900—1960),如何大学毕业后回潮州的省立二师(韩山师范学校)、省立四中(潮州金山中学)任教,致力于民间歌谣的收集和整理,刊行《潮州歌谣》(1929年1月初版,自刊本,印数2千册;同年4月再版,印数3千),以及此书日后的流播——195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刊行《潮汕歌谣集》、2003年香江出版有限公司推出《潮州歌谣集》,均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半个世纪后,具体说是1981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包括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成果是省卷本90卷、县卷本四千多卷。我特别关注潮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委员会1988年3月印制的《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此乃打字油印本,16开,上册包含《编辑凡例》及两篇序言,正文第1-194页;下册第195—462页,后附录《丘玉麟先生简介》《畲族民歌手——文香》和《后记》。比起日后包括爱情之歌、时政之歌、生活之歌、过番之歌、仪式之歌、滑稽之歌、儿童之歌、风物之歌等八部分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林朝虹、林伦伦编著,花城出版社,2012),《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分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其他(包括不少畲歌),分类不是很合理。不过,这套资料集做得很认真,每首歌谣都注明整理者(含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也有口述者/整理者并列的。不时插入同题民歌,注明选自“丘本”第几页(指丘玉麟《潮州歌谣》),以供有心人对照,凸显半个世纪潮州歌谣的变迁。有的方言做了注释,包括词义或民俗。注音则采用国际音标,且考虑到潮州方言八个音调,用阿拉伯数字1—8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辑凡例》:“潮州歌谣包括了潮州方言区、客家方言区和畲族区等多种方言歌谣。搜集时,我们在坚持忠实记录和保持地方特色的前提下,力求做到语言规范化。”具体做法包括把不少潮州人才能看得懂的方言字词改成规范语,如“禾埠”“胶己”改为“丈夫”“自己”;而“对那些改用规范字后则失义、失‘味’、失韵的方言字词,则用同音规范字代替(借音字),并加注释加以说明”。

如何书写方言歌谣,既不能失义与失味,又不能太僻与太难,中间的分寸不太好把握。多年后,专门研究潮州方言的林伦伦教授,在《粤东闽语方言俗字研究》(《潮学研究》2020 年第一辑181—19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中,对粤东闽语潮汕方言俗字的存在历史及其研究成果做了追溯和综述,并根据明清以来的民间文学、民间文艺作品的文献资料和现实生活中的方言俗字使用资料,研究分析了方言俗字使用的方法,提出了规范用字的若干原则,比如从“正”、从“俗”、从“便”。

翻阅《潮州歌谣集成资料本》的《后记》,觉得编者还是太乐观了:“潮州民谣,是潮州地方民间文学中的一朵鲜花,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妇孺老幼皆能随口唱出,多少年,多少代,母亲教给儿子,祖母传给孙子,就像韩江的流水一样,长流不息。从山区到平原,从城市到农村,无处不有,汇合成歌谣的大海,浩瀚无边,因此,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这个集子中区区数百首歌谣,就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理想化的叙述,不符合我的观察。所谓潮州歌谣“无论妇孺老幼皆能随口唱出”,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八十年代做不到,今天更是遥远的记忆了。

纸上的声音:陈平原细说“书写”潮汕歌谣

也正是有感于此,才需要我在书展及月历中为“潮汕歌谣”摇旗呐喊。当初制作月历,希望其能走出潮汕地区,故定了以下原则:一、不限童谣;二、不能猥亵;三、拒绝太僻;四、回避悲苦;五、最好吉祥;六、文字在懂与不懂之间——最后一点,纯粹是针对方言的魅力与局限。月历很受家乡人的欢迎,我又突发奇想:能不能为其配乐呢?因为,歌谣本来主要以口头形式流传,写成书法或制成月历,总是隔一层。

不久前在韩山师院做专题演讲,题为《远去的乡土与纸上的声音——潮汕歌谣的学习与传播》。演讲中,我特意要求播放陈玛原谱曲、唐洁洁或黄堃演唱的潮州方言歌曲《月光月疏朵》,还有五条人乐队2009年发行的专辑《县城记》中的《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海丰话也属于潮汕方言)。这么做,不仅是调节气氛,更想借此讨论歌谣如何穿越方言壁障。在“非遗”保护之外,我希望潮汕歌谣能更上一层楼,比如结合书法、绘画、摄影、音乐、动漫、短视频等,让它真正动起来、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

如此考量,很大原因是读到陈泳超《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以“革命”为标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其中对江苏省常熟市白茆乡的山歌演唱在当下面临困境的描述,让我心有戚戚焉。民歌大都起源于耕作,属于乡民的自娱自乐,白茆山歌是很理想的样本:“平时,或在劳动或在休闲时候,邻近村子的人经常会对山歌,这里泾塘河汊纵横交错,只要隔开一条水,就可以自然分成两队人马,互相盘歌对唱,不需要任何组织和准备,纯属天机凑缘,这可以视为中型的对山歌活动。还有大型的对山歌活动,那就比较震撼人心了。”(第27页)因好几次进京表演,白茆山歌在全国名气很大,故“从2002年开始,每隔五年要召开一次大型的山歌艺术节,以代替和张扬传统山歌会的功能”。可是,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已极少自发唱山歌的了,“舞台表演成为白茆山歌的主要存在形式”。理由很简单,生活方式变了,没有农田耕作,没有夏秋纳凉,对歌因而只能存在于长辈的记忆中(第139—146页)。

名扬全国的白茆山歌尚且如此,潮州歌谣本就传唱范围不广,该如何长期坚守,且对整个精神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因专业缘故,我特别关心歌谣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钱仲联编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收录了黄遵宪《山歌》九首,篇首云:“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上册第54页)换句话说,黄遵宪听到的山歌,也有许多因不能“笔于书”而落选。另外,凡记录下来的,大都作了某些修订或润色。罗香林藏黄遵宪手写《山歌》共15首,写本后有题记五则,编者钱仲联因“题记中又有‘仆今创为此体’一语,故知《山歌》之作,乃在光绪十七年,特编于卷一少作之中耳”(第54—55页)。也就是说,这些入集的山歌,是黄遵宪按客家山歌的风格创作的。比如“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上册第57页),确实“颇有《子夜》、《读曲》遗意”。很可惜,能从家乡的歌谣中获得灵感与养分,而后阔步走上现代诗坛的,毕竟少而又少。

近日读颜同林《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其中第四章“作为背景的歌谣与方言文学”(第207—256页),提及新诗发展史上有过三次取法或借鉴歌谣的运动。只是“歌谣与新诗都各有各的宿命,两个运行的圈子始终只有部分重叠”;“歌谣是新诗最可靠而不求索取的同盟军,它的意义在于无私地敞开,而不是有力地替代”(第224页)。这么说来,新诗对于歌谣的“始乱终弃”,在情理之中。需要探究的是,经由这一番索取与借鉴,新诗能否上一个台阶,或者说在与新诗的对话中,歌谣是否同样有所斩获——至少借助新诗的全国性视野,歌谣也该捕获走出去的机遇。

因各自所处学科(人类学、俗文学、民俗学、文艺学、方言学)不同,学者们谈论歌谣,研究方法及工作目标千差万别,只是在强调“地方性”这一点上,多少会有共同语言。而我当初之书写“潮汕歌谣”,既是乡情的自然流露,也具学术直觉——在全球化严重受阻的当下,适当调整接收频道,仔细倾听那些日渐湮没的乡野声音,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当然,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本就应该兼而有之,而非取而代之。

2020年12月29日于海南陵水客舍(原题为《纸上的声音——从书展到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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