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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1-01-10分类:传统文化浏览:9评论:0


导读:原标题: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凌海衡译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弗雷德...
原标题: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凌海衡 译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杜克大学杰出教授,2008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获得者。他出版了多种有影响的著作,包括《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单一的现代性》、《论现代主义文学》、《未来考古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黑格尔的变奏》和《辩证法的效价》等。

现代主义的大罪就在于它区分(或混合)政治与审美,在于它预见到日后与建筑生产本身的形式过程相一致的政治社会变革。

空间怎么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呢?只有当这类问题是可能的,有意义的——且不论这些问题是否有有意义的答案,任何有关非意识形态的、美化了的、乌托邦式的空间的构想或理想才能得以发展。此问题本身往往被自然主义观点或人类学观点所吸收,而这些观点通常是建基于关于人类身体的观念,尤其是体现在现象学中。因此,人们就会诉诸于身体的局限及其需要,使之成为终极的标准,据此衡量旧时商业空间或工业空间、或国际风格的那些气势雄伟的、雕刻般的①纪念碑、或后现代主义的“超建筑”(megastructure)等的相对异化程度。然而,建立在人类身体之上的说法根本上是非历史性的,它涉及一些有关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前提,而这“人类本性”隐藏在表面上“可证实的”、科学的生理学分析数据之中。如果说身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体,因此并不存在什么前定的人类身体本身,而只存在着身体的全部历史性社会体验,只存在着由一系列独特的历史“生产方式”或社会构成所投射出来的全部身体性规范,那么,“回归”到某种存在于由现象学投射出来的空间中的更“自然的”身体图景,在不是怀旧性的时候,就似乎变得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身体在社会上及历史上能够成为一切,没有任何限制;或者,身体所能“适应”的空间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任何限制?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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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身体不再是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那么空间概念本身马上就成问题了:什么空间?各间房屋的空间还是个别建筑物的空间?或者是那些建筑物分布于其中的城市结构本身(根据这一城市结构的感知背景,人们对这个或那个局部区域的体验得以被组织)的空间?不过,城市是一种总体性空间(space-in-totality),无论它是如何构想而成的;它并不是作为研究或分析的对象、按照已落成的建筑物的样式而被预先给定的。(或许就连后者也并非是这样被给定的,除非是对已然抽象的视觉而言:各建筑物只有在摄影中才是“客体”。)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或承认),第二类问题根本上具有现象学倾向:的确,我们最初的问题的缺陷就很可能存在于那里,即它可能依然坚持提出有关个别主体的关系问题,以及主体之“实际体验”与建筑客体或城市空间客体(无论人们会怎么看待该客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们松散地称之为“结构主义”的东西如今常常被理解为是对现象学“问题意识”(诸如“体验”之类的预设)的拒斥:它引发了自己的新的反问题意识(counterproblematic),其中,空间——个别建筑物或城市本身——被看作是一种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整套“符号”或“符码”要么在共有符码的有机统一性中组合在一起,要么在各种各样的“拼贴”体系中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些结构,这些结构要么是对过去进行影射征引,要么是对当前进行反讽评论,要么就是极端的分裂结构,其中某些全新的符号(纽约西格拉姆大厦或光明城市②)对旧时的符号体系进行批判,而这些新的符号就是从这些旧符号中戏剧性地爆发而来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是这最后一种可能性遭到重新质疑,被人们看作是对我们最初的问题以更加现代的“结构主义”语言而进行的复制。在一切艺术中,新的“文本”策略顽固地将更早些的政治问题的坐标,以及更早些的“原真”/“非原真”之间的未经检验的二元对立的坐标偷偷搬运回它们的新的问题意识中:通过“颠覆”概念,符码的断裂,它们的激烈的停顿或争吵(以及其可预料的辩证对立面,即选举[co-optation]概念),更新的中介一度产生了旧(假?)问题的似乎是新的版本。如今,通常有问题的,恰恰就是这些新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人们感觉到它们更加具有乌托邦性质,虽然这种乌托邦是否定性的,或者说是批判性的。它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拒斥了新的乌托邦的——原真的、非异化的——空间或艺术所具有的老式的明确而又怀旧的理想:然而它们对精确的否定性的主张(乍看之下,更显谦逊)如今在一种坏的意义上同样是乌托邦的。这是因为,即使是那对压迫性的社会空间秩序中已有符码进行批判、颠覆、去合法化、策略性地打断等的工程,最终也被认为是诉诸于某种今天看来成问题的批判性“自我意识”的概念,即批判距离的概念;而在一个更加经验性的层面上,人们注意到,最具颠覆性的姿态其本身就会僵化成另一种存在形式或实证性形式(正如最具否定性的批判立场最终也会丧失其治疗性的、毁灭性的震惊价值,从而慢慢地自行演变回另一种批判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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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因素——现象学的及结构性的——之外,是否可以构想出什么其他因素?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中明确地尝试了这么一种超越于上述两种“因素”之外的辩证行动。对于他而言,这两种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又是不充分的:这种“实践”概念——即空间文本对社会身体的系统规划,它如今被看作是日常体验的“底线”,也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合法化的“底线”——虽然被作为这么一种解决方案而提出,不过它只是在阿尔及利亚卡比尔村庄中的前资本主义空间的那些简单得多的材料和问题上得到了“验证”。与此同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将空间看作是政治及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这是近几年失望与放弃之中产生的一个伟大的预言性图景。他的这种观点尚有待在其开拓性启示中加以把握,还谈不上去探索和实现:虽然人们必须注意并思考列斐伏尔作为一个思想家、法国建筑的批评家而具有的影响作用。

恰恰就是这种作用,遭到了另一种立场的公开拒绝:这正是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立场。面对前面所勾勒的两难困境,他的立场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他的立场的优点在于其十足的、绝对的简单性,至少在其更自信的表达中是这样。在《理论与建筑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意大利第二版中有一个注脚非常坦率地宣称:“人们无法‘预见’到一种阶级性建筑(即‘为解放的社会’的建筑);人们能做的,是将阶级批判引入建筑之中”[1](p.iii)。虽然在多年来的各种文本中,塔夫里的初步判断实际上远比以上立场更加微妙,更加含混,但我们依然能够一眼看出一些关键的因素来:1)建筑批评家不必做“意识形态家”(ideologist)所要做的事情,不必不切实际地倡导什么未来的、“革命性的”建筑之类的建筑风格;他所要做的,就是坚决否定、清醒揭露当前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一立场往往会滑向另一种稍微不同的立场,即2)处在这个社会里,处在资本主义这个封闭体系中,职业建筑师不能指望设计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革命的、或“乌托邦”的建筑或空间。3)由于没有任何关涉建筑空间或与之截然不同的空间的可以构想的规范性观念,因此,对建筑物的批评往往会和对这些建筑物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相混淆;建筑史及建筑批评因此往往囊括有关各种建筑意识形态、宣言及伟大建筑师本人的语言表述等的历史和批评。4)在这种立场中,政治行动未被放弃,或者说未必然地被放弃(虽然我们可以对塔夫里进行更“悲观”的解读)。然而,在这里得到肯定的东西,与阿尔都塞所说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各种实践的“半自律性”传统是一致的:即政治彻底脱离于审美实践(在此为建筑实践)。前者依然可能,但唯有在其自身层面上才是可能的;而建筑生产或审美生产从不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而只能在别处。因此,正如其他人,建筑师可能关涉政治,但他们的建筑如今却不可能关涉政治(即对前面第二个命题的重述)。所以,5)只有当未来到来之际,就是说,只有在总体社会革命之后,只有在生产方式得到系统的变革之后,未来的建筑才是实实在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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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建筑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意大利文版

上述立场有着不可妥协的强硬性及一切绝对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魅力。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我们必须将它理解为对阿尔都塞主义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具体包括其“乌托邦”因素,如马尔库塞或列斐伏尔所象征性地代表的那样)的拒斥。下面我将更详细地证明这点。这种立场拒绝迎合某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能性(这种意识形态力图构想另一种未来),但是,由于它只谴责过去的意识形态及已结束的现在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同时也致力于一种极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所有这些特征都透露出,它与阿多诺晚期的纯粹“否定的辩证法”的激进概念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这种立场的含混性,在于其极度的不稳定性,在于其不知不觉变成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即法国新哲学(nouveaux philosophes)或塔夫里的合作者马西莫•卡其阿里(Massimo Cacciari)所支持的那种后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塔夫里的立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拒绝意识形态或投身于否定的、批判的“意识形态分析”并不能使人们摆脱意识形态。

不过这么一种评价在此依然停留在纯粹个人看法的层面,因此即便有意义,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下面我将分析塔夫里的著作,以使这一评价更加丰富。我将尤其关注他的《建筑与乌托邦》。这是一篇短小精悍、广为流行,然而又晦涩难懂、极具挑战性的文章。我将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阅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语境,因为该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就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美国读者由于缺乏恰当的背景知识,因此可能会忽视其中许多意义深远但却又含蓄不明的举动。第二个角度(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顺序)则是塔夫里进行写作的话语形式,即历史编撰形式,尤其是叙事性历史。如今看来,这种话语的形式困境和问题决定了(至少是多元地决定了)塔夫里的某些组织性概念。最后,有必要在更广阔的当代事件的语境下重新思考这部重要的著作(现有大量的英文版)。我所说的这个当代事件,有着其特别美国化的对应物(完全没有局限在建筑领域中,虽然在这个领域中,相比在任何其他艺术中,其战线更具戏剧性)——即对盛期现代主义的批判。这是一种日益普遍的感受:即现代主义运动本身从此灭亡了。这种感受常常伴随着另一种感觉,即我们如今可能因此而进入了某种别的运动。有时这个别的运动被称为后现代主义。顺便说一下,对塔夫里本人而言,这第二个主题——即某种新的后现代主义时刻或甚至是“时代”的降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的时代划分架构中,在他的历史叙述中,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们回头还要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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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44),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建筑史学家和理论家

我想先处理上述所列的第二个角度,即与历史编撰有关、与历史书写问题有关的话题。这里指的是对一门学科、一种艺术、一个媒介等的历史的撰写。众所周知,自十九世纪末以降,叙事性历史或故事性历史存在着一种危机。这一危机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其他危机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叙事性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的确紧密相关。事实上,在最伟大的十九世纪文本中,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发展着的危机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再现的批判。这正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口号:简单而言,历史的叙事性再现往往会表明,历史是某种你能看到、目击到、亲历到的东西——这显然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命题。另一方面,正如术语本身所表明的,历史本质上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其结构本身始终是叙事性的。

对于那些不把历史书写当作基本任务的人来说,这种困境并不会让他们烦恼;如果你满足于对个别文本或建筑物进行小小的符号学分析,那么历史书写的问题、历史故事的讲述问题大概并不会过多占据你的注意力。我说“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在这类静态分析上面留下痕迹,而且的确,如今历史问题不仅仅重现于符号学之中(符号学的历史,符号学分析之转向到类型问题,历史再现的符号学问题),而且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这好像是一个经验事实。

不过,暂且让别人去管他们自己的事吧。很清楚,对于那些多少投身于辩证法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会比它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因为,无论好坏,辩证法总是关涉这种或那种历史图景。就我本人而言,路易•阿尔都塞的解决方案对我影响至深。他坚持认为,在历史再现及叙事性历史的危机之中,历史学家应该视历史的概念的生产为己任,而不是对历史的进行再现。这两者截然不同。

但如何去完成这件事?或说得谦逊点,这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建筑与乌托邦》是非常有趣的,可以明确该书是如何发人深思地“生产”辩证的建筑史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想先将塔夫里的文本与其他罕见的同种类型或形式的实现并列起来的人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我所能想到的,是两部和该文本有着相似强度和知识能量的当代辩证史,即阿多诺的《现代音乐哲学》(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影响深远的文本,托马斯•曼从中为自己《浮士德博士》吸取到音乐材料)以及文学史领域中的罗兰•巴特早期无与伦比的《零度3书写》(Writing Degree Zero)。你会明白,这一有限的选择并不表明我们对卢卡奇、萨特、阿瑟•罗萨(Asor Rosa)、或雷蒙德•威廉斯等人为重构传统的文学史范式而作的贡献不感兴趣。我所说的这三部著作,其共同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学的全新辩证洞见,而在于它们都是一种独特的、浓缩的、引经据典的话语形式的实践或文本类型。迄今为止,依然罕见类似作品。我将称之为辩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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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分别为《建筑与乌托邦》、《现代音乐哲学》、《零度3书写》

请允许我首先指出这三部著作所共有的一个根本的组织特征。我有意将这个特征视为其为实践辩证思维而必须痛苦地服从的终极前提:即必然性、必然的失败、封闭、最终无可解决的矛盾、未来的不可能性的感觉。它必然会影响到这些文本的所有读者,尤其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有关未来文化生产的可能性方面的建议和鼓舞的读者,他们是实践中的艺术家——无论是建筑师、作曲家,还是作家。

比如,阿多诺对音乐史所作的讨论,在论及勋伯格的卓越的“解决方案”即十二音制时达到顶峰。这种十二音制如此彻底地解决了所有在此前音乐史上极为突出的困境,以至于在阿多诺看来,勋伯格之后的所有音乐作曲都是多余的(或至少是倒退的)。然而与此同时,它的结局就成了专制性社会经济制度的邪恶的复制或镜像。然而它本来所要逃避的就是这种制度。在巴特的《零度书写》中,著名的“白色书写”理想在其最初的历史语境与情景中同样是一种不可能的方案,就是说,它无法破解这种使所有先前书写实践或风格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不可忍受的东西的困境。与今天常常看起来的那样全然不同的是,这种理想并非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颇为自得的描述。最后,塔夫里则描绘了晚期资本主义(始于1931年,二战后得到辩证的加强)不断发展的封闭性。通过不断系统地破坏各种审美可能性,晚期资本主义最终传达了一种让人瘫痪的、叫人窒息的感觉:在同样不可思议的分水岭即总体社会革命的这一端,一切建筑创新或都市设计创新都是徒劳无功的。

争论这些立场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是愚蠢的,甚至是无聊的。接下来我将评说一下那些导致(或至少多元地决定)塔夫里某些态度的政治预设。不过目前我更想强调的,是这些关于总体系统的严峻图景的形式起源。这个比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铁笼的还更糟糕的总体系统如今降临到人类生活和人类创造实践之上了。阿多诺、巴特、塔夫里等人在这些著作中的读解和洞见的力量首先与他们的历史观有着无可避免的联系。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日益总体化或日益封闭的系统。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将某一部艺术作品阐释为暂时性的“解决方案”,绝对是因为他们是在一种被重构或重写为情境或矛盾的语境背景下,来进行艺术作品的阅读的。

此外我还发现,我在别处表达的一种直觉也在这些著作中得到证实,即辩证的历史、或者说强大的辩证的历史,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关涉一种必然性图景,或者,你喜欢的话,它总是在讲述失败的历史。“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中起飞”:辩证阐释总是回顾性的,总是在讲述一个事件的必然性,讲述为什么它必得按其发生的方式发生;而要想这样做,那么该事件就必须已然发生,故事必须已然结束。不过,由于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控辩证法(或者还只是作为其无可回复的黑格尔特征的又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证据”),因此有必要补充一句,这类必然性的历史及明确的失败同样与某种终极性历史观密不可分,这种历史观信奉调和、实现了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所说的“史前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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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系列的事态、困境、矛盾的角度出发重构一种艺术的历史,个别作品、风格、形式就可以看作是如此众多的反应或明确的象征性举动:这就是辩证编史的第一个关键特征。但此时(至少当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思考的时候)亦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浮现在脑海,即逆转(the reversal)。它关联着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本身、关联着反唯心主义冲动,也关系到意识的拒斥和治疗性羞辱。意识被迫重新扎根于一种痛苦的感知,即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决定”的感知。这第二个特征,当然就是那使当前这些本文与旧式的黑格尔精神编史学鲜明地区分开来的东西。但它反过来又威胁着要颠覆所有的编史工程,一如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我们所作的阴郁提醒一样:

我们并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表相。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这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14-15)

如今,“唯物主义”这个口号重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为流行的委婉说法。我自有理由来反对当前左派的这个特别的意识形态时尚:作为一种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非常真实的紧张关系的流行前线方案,在我看来,这个显得浅薄虚伪的口号似乎也特别容易让人误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词,因为“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后来则是实证主义)的概念,它宿命般地传达出“身体决定论”这么一种印象,而不是真正的辩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无论如何,在这个与我们有关的语境中——即对“辩证的编史”的描述——“唯物主义”一词的缺点在于,它往往使人们以为,即在这类著作中起作用的只有一种辩证性逆转:即唯物主义推翻唯心主义,或召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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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辩证休克,即我们的唯心主义习惯的逆转,可以有许多种形式;而且很显然,一种艺术的辩证史,其专有的目标将会是我们的唯心主义习惯:在思考这类事情时,尤其是在思考黑格尔关于形式与风格的历史的观念以及经验主义或结构主义关于孤立文本的观念时,我们继承了这些习惯。不过,最好还是看看,这些逆转效果是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的,而不是从某种教条方式先验地演绎出来的。由于这些著作全都没有提出过今天每个人都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先简单说明一下当代“逆转”的一个基本形式——此“逆转”或许也不会让这些问题全身而退:这个形式指的是当代女性主义批判穿越我们所继承的整个艺术史和文化史体系的方式。通过证明女性在这些历史中的耀眼的缺席,而且在建筑领域中,任何关于女性劳作与室内空间之间、女性的宰制与城市规划本身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缺席,女性主义批判刺穿了这个体系。对于男性知识分子而言,这就是最令人震惊的唯物主义逆转,因为在其让人不安地羞辱这些学科的基础及制度性预设的同时,它也有效地使我们也成为问题。

的确,这类批评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唯物主义的或辩证的历史编撰最终是通过瓦解各种专业化学科本身的基础、架构和构成性预设而发生作用的。这种瓦解,是经由出其不意地展示一种存在而得到实现的,——这个存在不一定就是那个有限意义上的“物质”的存在,而通常是一种学科它者的存在,是一种外部,一种界限,是外在之物的显形。人们觉得,将这个存在引入严格操控的传统论证之中,是可耻的,不是学者所为。

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的著作可能做得最好:《现代音乐哲学》的独特逆转是通过从主体(伟大的作曲家及其风格与作品)转向客体,即原始素材、音调体系本身等而实现的。作为一种独特的“内容逻辑”,音调体系有着自己的动力学,随着每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而产生新的问题,从而在一切历史时刻中都绝对地限制着作曲家的自由。它的客观矛盾在强度上、在复杂性上随着所有这些新的时刻而不断增加,直到勋伯格的“最终解决方案”——即横轴与竖轴、和声与对位的统一——好像产生出一种绝对物,即句号,即作曲无法超越的点,一种成功。而从真正的辩证法方式角度来看,这种成功也是一种绝对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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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巴特的逆转非常有用,因为他的问题意识(实际上也是《何为文学?》的作者萨特的问题意识)最远离唯物主义与物质性的修辞。实际上,这个问题意识坚持将历史梦魇看作是血腥的罪孽,看作是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关系的必要而又不可避免的暴力,即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通过揭示每一篇文本如何借助其制度化的信号必然地为自己选择一个独特的读者群并因此象征性地支持了该群体或阶级的不可避免的血腥罪孽,萨特和巴特这两位作者逆转了我们的宁静的文学史观念。只不过,在萨特提出一种文学实践的彻底乌托邦的解决方案,即投身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的文学实践的时候,巴特聪明地想像出另一种逃离“历史梦魇”的方法,一种中性的或零度的条件,一种所有群体或阶级都已经被从中取消的作品的投射:即一种白色的或漂白了的写作,它从群体的血腥罪孽逃逸到群体构成的另一面(后来巴特根据接受而非生产来重新调整这一群体构成,从而变成了从阶级斗争逃逸到同样非个体的快感、或精确的精神分裂、或有悖常情的狂喜。见《文本的快乐》)。

此时我们可以观察塔夫里本人那里的“零度”解决方案的诱惑。这种方案构成了塔夫里作品中极难发觉的临时的运作可能性之一,但就是其中之一而已。对塔夫里关于密斯③和纽约西格拉姆大厦的描述进行巴特式解读,似乎比进行海德格尔式解读更加可行,也更具历史性,尤其是当我们关注塔夫里对这个建筑的冰冷的沉默所作的亲马拉美式的赞美的内容,而不是关注其相当德语化的语言时,更是如此:“‘几乎一无所有’已经成了一块‘大玻璃’……反射出城市混乱的镜像。这一片混乱包围了密斯式建筑的永恒纯净……它接受了[现象的改变与流动],按一种反常的多重复制而将它们吸纳进自身,正如一件流行艺术雕像,迫使美国大都市看到自己被映照……在打破了城市网络的中性镜子中。这样,建筑就达到了自身各种可能性的最终极限。正如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所发出的最后的音符,异化在成为绝对之后,以独特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在场,将自己与世界隔绝,从而宣称世界的无药可救的疾病”[3](p.342)。然而,这与其说是对密斯的美学风格的支持,还不如说是一种结束历史叙事的方式。我们一会儿将看到,它也可能赋予那无法平息的、矛盾重重的历史情景以绝对的权力。巴特式“漂白了的写作”或密斯式的沉默之类铤而走险的非解决方案只会加强这种权力。

我们先暂时回到唯物主义逆转的策略来。塔夫里对这类策略的运用独具匠心,因为这种运用还为建筑(因此也包括建筑理论与批评)相对于其他一切艺术的优先性作了辩护:但这种辩护绝对是非传统性的,人们也可以认为,对于那些职业性地投身于这一专门领域的人们而言,它并不格外令人安心。对于塔夫里来说,在各类艺术中,建筑拥有极高的地位,因为它的他者或外在与历史和社会本身同在,因此易受最根本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逆转的影响。更具戏剧性地说,如果个别建筑的外部界限是物质城市本身,有着不透明性、复杂性和抵抗性,那么包括都市化和城市规划在内的某种扩大了的建筑行业概念,其外在界限就是经济本身,或者是最公开、最赤裸裸地表达着自己的无法压抑的权力的资本主义。这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伟大的中欧城市工程(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工人住宅区)一些看似“外在的”障碍中,即在金融投机和土地与所有权价格上涨中,碰触到了他者。这种障碍导致了这些工程的彻底失败,也宣告了它们的乌托邦使命的终结。不过,对于某些传统的形式史来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有些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尝试,本质上与这些设计的纯粹形式价值毫无关系。然而,在塔夫里的辩证实践中,这种看似外在的困境却被重新引入到辩证的螺旋过程本身,对这些乌托邦形式进行绝对的历史判断。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这两种辩证逆转——即根据城市原有的现实本身而进行的针对某一个建筑、文本、或“艺术品”等工程所作的判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据资本主义这个更加广阔的“总体性”来进行的对城市规划与城市整体美学所作的判断——只是塔夫里小书中许多逆转模式中的两种而已:恰恰就是这种反唯心主义转向的形式丰富性以及塔夫里对各种主题性对立的运用的辩证灵活性,使得他的文本既引人入胜、值得仿效,又扑朔迷离、晦涩难懂。其他逆转模式可以列举如下:尤为显著的是那让人不愉快的、提醒人们关注知识分子本身的职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扭曲和理想主义扭曲的东西;还有对“未来”所作的凯恩斯式管理——人类生活的一种信誉与规划体系——的论题。后者是这部著作的众多更为新奇的副主题之一,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所作的批判操演。

然而,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类辩证史的主要“事件”——即矛盾本身,这个或那个美学解决方案在面临其自身物质阴暗面的不幸时发生的致命逆转——是如何必然地决定着叙事结尾的形式以及那种由于它们而投射出来的“终结”。在这三者中,当前时刻最终都被投射为最后的、最绝对的矛盾或困境,就是说,成了历史无法超越的一堵白墙。这种“历史的终结”,或者说未来的取消,在阿多诺那里最为明显的。在他那里,它得到了哲学家—作曲家的悲剧性的“盲点”的补偿。哲学家—作曲家一方面必须富有同情心地拒绝其文化“他者”(包括流行或大众文化的运动——被阿多诺贯以一个通用的术语“爵士乐”或“轻松音乐”而轻蔑地打发;也包括被其欧洲中心主义所“压制”的第三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全部运动);另一方面,他甚至拒绝认为发达音乐在其“最后阶段”之外还能发展,拒绝接受斯托克豪森式的电子音乐,拒绝五、六十年代的一切发展。同样的固执情绪也使得他将《否定的辩证法》中一切能够想像到的政治未来用括号括起来。

我们已经分析了巴特的零度写作理想中的或塔夫里对密斯的匆匆敬意中体现出来的更率真的“否定方式”概念。现在要强调的是塔夫里建构辩证史的可能性与其在《建筑理论与历史》中对所谓“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的系统拒绝这两者之间的建构性关系。这种“操作性批评”(尤其是在诸如吉狄翁④的《时空与建筑》(Sigfried Giedion’s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之类的古典作品中)有选择性地阅读过去,它要求虚幻的历史分析(即某种“客观”历史叙述的表象)为一种实乃建筑宣言的东西服务,即某种新风格的“规范性”设计、未来作品与未来可能性的方案:“一种极具诗意倾向的规划,在其结构中得到预示,起源于被系统地扭曲和终结的历史分析”[1](p.141);——简言之,就是一种“用现成的价值判断(为当下使用而准备)来取代分析之精确性的意识形态批判”[1](p.153)。但是,这个关于虚假地挪用过去以支持当前审美行动的判断意味着,要达致“严格的”分析史,必须反过来禁欲般地放弃行动与价值。这种放弃是对一切可能的未来的放弃,颇具黑格尔色彩的,其目的是要让密涅瓦的猫头鹰飞到过去时光。塔夫里的“悲观主义”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其文本(即辩证的历史编撰)的种属结构的形式必然性,而不是一种“舆论”或“立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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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不幸的是,人们还是不得不将它当作舆论或立场来阅读;在此,一种纯粹形式的和文本的必然性与意识形态相交叉,并为后者所多元决定,成为一整套意识形态信息和信号的载体。这种信息和信号有着真实的内容,最适于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方式来评价。事实上,它就源自于马克思主义。

在我看来,要破解这些信号,最好还是将它们放置在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语境中。当时盛行对老右派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通常是偏左的挪用。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在美国鼎盛的时代,“意识形态终结”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还意味着其他好消息:如被马克思剖析过的古典资本主义业已终结、某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幽灵开始出现等等。这种幽灵的动力不再建基于生产,不再关涉阶级及其斗争,而是建基于一种新的、被认为彻底“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原则。因此,根据一些坚持“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前马克思主义右派理论家,尤其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被命名为“后工业社会”⑤(其他人则称之为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消费资本主义等等),其动力特征是:知识优先,科学技术有限,以及新兴的社会群体即技术官僚(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优先。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左派多年来始终拒绝这种分析。他们矢志于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分析与概念依然适用于贝尔等人极力描述为“后工业社会”的这个辩证突变时期。显然,贝尔理论的某些力量来自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一个美利坚帝国的时代,是美国强权下的全球和平。对“意识形态终结”、“后工业社会”等论调做出宣判,将会是历史本身,而非任何左派反叙事或批判。在我们这个回归更经典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世界性大萧条、失业等的时代里,历史会埋葬这种论调。

然而,悖谬的是,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日子里,左派本身赶上了新历史时期的命题,即激烈的历史断裂的命题,也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与社会环境和气温有关,与发达世界生活质量的变化有关;就是说,与社会生活的表层或表象的改变有关。换句话说,大家都很清楚,随着消费主义,随着传媒工具的庞大渗透与殖民,随着六十年代新的非阶级性社会力量的涌现——这些力量与种族和性别有关,与民族主义和宗教有关,与边缘性(如学生或永久失业者)有关——某种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表象现实”(reality of appearance)本身。这种新的、马克思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能做的,就是解释所谓后工业社会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征而具有的新异性。在这个新的阶段里,资本的原有矛盾依然存在,但却以一种预想不到的新方式运作。贝尔等人所列举出来的特征——如科学的优先性,官僚的作用等等——依然存在,不过会得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根据一个新的契机而作的解释。这个新契机就是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世界体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期中,这是继古典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与垄断时期之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在美国,这个阶段可以追溯至战后那些年月,而在欧洲则是二十世纪50年代末)⑥。本文在此来不及深入讨论这一极为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理论。不过,在转而讨论塔夫里之前,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理论的两个重要特征。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首先,这种理论关涉某种类似总体性体系的东西。此体系以资本在世界各地的全球性部署为特征(在许多描述中,它甚至深入到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根本还谈不上自治的经济力量之中)。资本有效地摧毁了各种国家形势的传统一致性。它的另一个特征是该体系的推动力,即当前使它渗透并殖民旧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大自然的两个最后幸存的飞地的推动力。这两块飞地即无意识和第三世界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目前,后者已经遭到绿色革命的系统性破坏与重组,而前者则被以前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所有效地掌控。“文化工业”指的是传媒、大众文化以及对思维进行商品化操作的其他各种技术。我还要补充的是:资本的这种新巨变如今威胁到旧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个前资本主义飞地,即从前的内部或家族或家庭的无偿劳动,因此它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解放了女性所具有的巨大的新社会力量。这些女性于是迅速对新的社会秩序提出了令人不快的新威胁。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说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扩张马上触发了新的斗争与抵抗,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的反叛运动,那么,伴随着它的,往往也有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很自然,这种情绪也必然让人感觉到存在着一种总体性体系,一切也逃不出它掌心。如今,在这个体系中,局部的反叛与抵抗也被人们视为体系内部的倒腾而已,是这种或那种系统性特征的精确的颠倒逆转而已。人们不会将这些反叛与抵抗看作是崭新力量的出现,或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未来的新逻辑。它们不再是辩证的,而只是结构(主义)的。对于体系的这种日益密不透风的封闭性,马克思主义的反应是不同的:它可以是一种取代,即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预言的时刻表来取代更加紧迫的资本的时刻表⑦。事实上,相比在《资本论》,马克思似乎在该书中赋予了资本主义以更大的弹性,更能适应战后社会制度所未曾预料到的新生机和活力。这一立场的关键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的经典观点,即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以某种方式耗尽了一切可能性之后,等到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事实之后,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事实中,与普遍商品化并肩而来的,是劳动力的全球性无产阶级化,即全人类(包括第三世界的农民)都被改造为工资劳动者。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机遇就被推到某个遥远的未来,而当前“总体性体系”的威胁性则在此活跃起来,因为它所标示的,恰恰就是社会朝向最终的全球状态的飞跃发展。但此外,这就又意味着,不仅一个国家中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即便在一个国家集团中,也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此,社会主义革命按其定义而言只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革命。同样明显的是,在旧制度的缝隙之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这个或那个部门之中,也无法产生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现在,我想读者已经辨认出塔夫里著作特有的观点:即如果不是先有一场总体的革命和系统的改造的话,那么在过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因素中——比如说在建筑或都市生活中——都不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当然,我们同样能从前面所谈到的文本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总体性体系:理论家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种尽可能强大、尽可能涵盖一切、尽可能系统的、天衣无缝的、自我永存的资本模式。因此,如果理论家成功了,那么他就是失败的;因为建构的模式越是强大,人们在其中就越难预见到任何形式的人类抵抗的可能性,越难预见到任何结构性转型的机会。)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然而,要想充分理解这种僵硬而又绝对的立场、这种对晚期或跨国资本的总体性制度的诊断的意义,就必须将思考它所象征性拒斥的相反立场:这种立场可以称为新葛兰西主义。它是对某种可能的“经由制度而进行的长征”的更加“乐观的”看法,是一种针对经典的列宁式“机动战”(war of maneuver)模式——即不成功则成仁的权力争夺——而提出了对立的新观念,即某种渐进主义式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悖谬的是,就在葛兰西的远见开始使其他欧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余各地的左派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今天的意大利激进知识分子却对它感到厌倦。这当然是有许多理由的: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葛兰西思想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的三十年的制度化(以及在意大利语境下葛兰西思想之被吸收进经典的辩证思想中——这种辩证思想在所有地方都遭到尼采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拒斥)。我们也不能忘记强调葛兰西基本文本的结构含混性或多义性。这些在法西斯主义审查员的眼皮底下用经过编码的语言撰写的文本,可以“转译回”经典的列宁主义。相反,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从另一个的方向对列宁主义作的新颖的偏离,或理解为后列宁主义,即认为它激发了新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因此,“客观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葛兰西,想要确定其中何者为真,其实并不重要的。然而,我想要说的是,既然存在着某种葛兰西式的替代性选择,那么,今天同样也可能存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建筑与城市生活的看法:这样,这一段更加离题的话所蕴涵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学究的事情,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政治性的后果之中。

在此,对于葛兰西所提出的为“霸权”(hegemony)而斗争的口号,我们至少必须提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然而又都成立的理解。问题在于“反霸权”的意义。人们号召在资本“霸权”的现行统治之中构建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反抗力量。这里,阐释难题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假)问题:是唯物主义解读还是唯心主义解读。换句话说,如果葛兰西式的斗争根本的目标是要使劳动阶级作好准备去最终夺取政权,那么,我们就应该纯粹地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把“反霸权”理解为是苦心经营一套观念、反价值、文化风格。就其相对于尚未被政治革命所“真正”夺取的物质性、制度性的基础而言,这些观念是虚拟的,或者说是预期的。

因此,这里有诱惑力的是,人们可以根据经典马克思文本中的某些关键形象或比喻来支持对葛兰西进行“唯物主义式的”解读。比如,人们可以想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的序言中的“有机的”表达:“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所有以前的历史的、作为阶级冲突的]对抗的物质条件”[4](p.21)。同样必须注意到的是,马克思《资本论》在描述“商业”在“古代”生产模式之不同逻辑中的地位时所顺便使用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这样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5](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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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1891-1937)

这类比喻暗示了某种有关社会过渡的飞地理论(enclave theory of social transition)。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可以从旧体系中的细小而又关键的角落或滩头堡等的角度出发来系统阐释萌芽中的未来,即宣告了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诞生的新的、初生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最终将取代和统摄尚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模式。这一概括说法本质上所具有的空间性质并不是偶然的,它传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类型之间的某种历史紧张关系。在这两种空间里,新兴的、然而又更加强大的空间类型将逐渐把自己的影响力和活力扩展到旧的类型之上,从其最初的培植弥散开来,逐渐“拓殖于”周围顽固存在的东西。这也并非是一种纯粹诗意的图景:——被看作是“飞地理论”在当代社会里的“证明”和具体体现的政治现实,乃是当今传说中意大利“红色公社”,尤其是博洛尼亚市。共产党的管理似乎已经在它们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腐败与低效之间划清了鲜明的界线。然而,正如众多的异体一样,这些公社其实就存在于后者内部。塔夫里对这种公社的评判尤其有启发意义:

有关博洛尼亚的历史核心与经验的争论已经表明,我们不能把建筑与城市的方案放在明确的政治情境之外来检测,之后只将它置于改善了的公共机构中来进行控制。这导致了建筑行业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被进一步裁定为、描述为传统的惠顾与委托形式的不断发展的变化……虽然[新左派的市行管理部门]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虽然金融难题则让人措手无策,但是人们会希望,这个新的局面能够使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追寻着的改革获得实现。意大利工人运动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受到历史的检验,其反响将证明是巨大的,甚至波及意大利以外。[3](p.322)

这些话语(当然,它们写于1976年,当时形势更加有利)让我们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塔夫里,迥异于那个笼罩在该书前面部分中的、持某种“历史终结论”的忧郁的历史编撰者。

然而,使得这一情形复杂起来的是,我们发现,在塔夫里的分析中,正是某种类似的“飞地理论”构成了当代建筑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就是说,塔夫里所有著作的核心主题,即他对国际风格的批判,首先是对后者的飞地理论的批判。比如,勒•柯布西耶⑧说过要避讳政治革命,但原因并非是他不致力于“革命”,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新空间的构筑与建立本身就是最革命的行为,可以“取代”狭隘的单纯夺权的政治革命(如果对新空间的体验关涉日常生活本身的整体改造,那么勒•柯布西耶表面上的反政治姿态就可以重新解读为政治概念本身的扩大。这与符合当代左派精神的“文化革命”观念有着可以预料的亲缘关系)。不过,盛期现代主义的造物主般的傲慢自负,被宿命般戏剧化为沃壤森规划平面(Plan Voisin)的塔楼景象⑨中或诸如公寓大楼(Unités d’habitation)、阿尔及尔规划或印度的昌迪加尔⑩等等的庞大的象征性建筑。正如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 G. Wells)笔下的胜利的火星人一样,这些塔楼阔步跨过一片堕落的风景。局促而不健康的陋屋被笼罩在这些建筑先知般的阴影下,后者天启般为其奏响丧钟。我们很快将涉及塔夫里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此刻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的大罪就在于它区分(或混合)政治与审美,在于它预见到日后与建筑生产本身的形式过程相一致的政治社会变革。这一切,在经验历史的层面上更容易看清:国际风格的新飞地显然未能使周遭一切得到重生;或者,即便这些飞地的确产生了大师们预言的动态的、辐射性的影响,那么,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这些结果也就只是更加让人觉得阴郁,因为它在其形象中制造了大量乏味凄凉的玻璃盒,或者是耸立在公园的废墟中的许多假勒•柯布西耶式的塔楼。它们成了种族与阶级之间无穷无尽的日常战争的战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红色公社”的伟大标志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读: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公社根本就不是什么飞地——不是新颖的未来社会关系从中得到勾画的实验室,而就仅仅是继承下来的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管理,尽管这种管理是根据一种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有所不同的社会奉献精神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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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柯布西耶(1887-1965),20世纪著名建筑师,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

如果“飞地理论”是葛兰西式替代方案的唯一解释,那么这一并不鼓舞人心的资产负载表将决定它的命运。然而,人们可以将“飞地理论”看作是对空间政治的一种公然化约性的、相当具有防御性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但人们同样可以认为,葛兰西的霸权观念(及其后期的相关文化革命观念)更多的是要试图取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全部区别(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类的传统概念的区别)。因此,当人们说反霸权意味着生产并维持某种有关空间、城市、日常生活等的替代性“观念”时,这不再是那种糟糕的、过时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这样,它将不再那么直接地具有意义(或那么实际地、历史地接近极限),以至于西方的建筑师——由于私人财产制度——没有机会去设计和建构一种表达、言说了新颖的集体性社会关系(及需要和要求)的集体大合唱:相反,最根本的是,他们可以构筑有关这些设计的观念及乌托邦形象,在这个背景下,他们能够发展出关于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具体活动的自我意识(根据塔夫里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类集体性设计只有在社会得到系统的改造之后才在实际上、在物质上成为可能)。但这类乌托邦思想与物质性建筑具有同样的客观性:它们的可能性——即构想这类新空间的可能性,与任何物质性制品一样,受到严格的条件制约。首先,这些制约将出现在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之中:在第二第三世界里的条件制约,不可能出现在第一世界的设计和建构物的存在之中:为“反霸权价值”的出现与发展所客观地开拓出可能性的,就是这些迥异的空间在别处的具体存在(不管是怎样不平等地实现的)。因此,更加“积极的”、葛兰西式的建筑批评因此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不同于塔夫里的极端的(疗效性的)否定批评,即他对乌托邦思考的批判性拒绝。这种乌托邦思考讨论的是在跨国体系的封闭性中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要么根据情景,要么根据意识形态批评家对之进行陈说的公众,这两种批判策略各有其积极意义;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来抛弃其中任何一种有用的武器。不管怎么说,在此值得引述塔夫里的另一段评论——让人意外的是,这是关于斯大林大街的评论——以便证明,他的批评实践常常比他的理论口号更加模棱两可(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打消这么一种感觉,即前引他对密斯的否定性神秘主义的歌颂就是某种确定无疑的立场):

然而,就[东柏林的斯大林大街]而言,如果我们将最后的结果看作是纯粹意识形态的或政治宣传的东西,那么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斯大林大街是一个城市重建工程的支点,它影响了整个地区,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上开发出来的、走向蒂尔加藤公园(Tiergarten)的发展的轴心。此外,这一规划颠倒了资产阶级城市扩张的逻辑方式,因为它将居住区引入了都市中心,以此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斯大林大街——如今被重新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街——的极度浮华被认为是给那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的城市工程打上了英雄的光彩。事实上,它完全成功地表达了新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前提预设,即这种建设拒绝区分建筑与城市生活,并致力于将自己确立为一种整体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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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大街

显然,这样一段话既可以用来支持塔夫里的否定性立场,也可以用来支持前面所勾勒的葛兰西式的立场。前者认为,这样一种集体性工程只有在全部社会关系得到了革命性的变革之后才会成为可能,因为它超越了建筑/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葛兰西式的立场则认为,这样一种整体在世界上的某个空间中的存在,其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力场,而即便那些认为这种工程几乎不可能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工程师,也必定会受这种力场的影响。

不过,迄今我们尚未讨论过,制约着我们时代的实际的空间改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总体性制度”;我们也没有勾画马克思主义对“消费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概括的另一个明显的后果,即很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文化或文化态势对应于这么一种新的时期。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讨论第三个主题或问题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是对经典或盛期现代主义本身的批判。因为,将资本的经济学分期划为三个而不是两个阶段(即在传统的“经典”资本主义及“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再增加一个“晚期”或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意味着在文化层面也有一个新的分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盛期”现代主义时期,即国际风格和所有艺术门类中的经典现代运动的时期——以及它们的伟大作者及其乌托邦杰作,即马拉美式的“世界之书”(Books of the World),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状城市一样——“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结束的垄断与帝国主义时期。这样,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同时发生的,有现代主义之消亡、湮没于历史之中,有“消费资本”的第三阶段,以及某种纯粹后现代主义的拼贴实践、一种新的对各种风格的自由嬉戏和如今乐于“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历史主义引用、老的个体主体或资产阶级自我的“死亡”、对形象商品拜物教的精神分裂式歌颂、如今“发狂的纽约”和反文化的加州。在这个时期,传媒资本主义的逻辑渗透到发达文化生产本身的逻辑之中,使之得到改造,从而导致诸如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之类的区别失去了意义(也导致一些更旧的观念如发达或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性”或“否定性”价值不再恰当或不再有效)。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正如我所说的,塔夫里拒绝这种分期,我们也将观察到他是如何将自己对后现代的批判归置于更高的现代主义乌托邦主义(modernist utopianism)这个一般范畴之下。后现代者只不过被看作为是这种现代主义乌托邦主义的众多追随者而已。不过,在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公众,他对乌托邦式的建筑的批判所具有的推动力,不可避免地关联到针对国际风格的旧式霸权价值与规范的一般化反动。对于国际风格的价值和规范,我们必须努力采取一种含糊而又微妙的立场。比如——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近著《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所乐意地证明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对盛期现代主义的批判既可能起源于(既在美学意义上也在政治意义上)反动的、庸俗的冲动,也可以得到现代运动尚在新鲜期时遇到并激起的所有老式中产阶级反抗的迟到的滋养。在某些民族情境中,尤其是在那些原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那里,如哈贝马斯所认为,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依然在根本上与政治反动有着明确的一致性——这同样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可以解释塔夫里为什么要将针对现代主义的理由充分的批判与针对任何更加“积极的”美学意识形态的采纳和阐释区分开来。然而,在美国,无论利用类似策略的最终智慧是什么,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文化吸引力显然以各种方式将情况复杂化了。这些方式需要得到澄清。

因此,无论多么简单,我们此刻都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脚步,重温塔夫里在《建筑与乌托邦》中为我们勾勒的现代主义批判的各种术语。我们在《建筑与乌托邦》中所遭遇到的,是左派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与刚刚描绘过的某种新的资本阶段的分期大致一致。根据这种看法,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中,观念本身——即在所有合法化信念体系的更加形式化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有意义的因素。这而与之前的阶段显然是不一样的。因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在确保各种社会阶级普遍接受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因此也是塔夫里所说的乌托邦,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化和合法化作用被掩盖在一种普遍化和乌托邦的修辞背后。在十九世纪后期——尤其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授共和国)中——实证主义及其好战的反教权主义和平民或世俗教育的理想都向我们表明,官方哲学在什么程度上依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平台、取得国家统一的至高武器。在我们这个时代,直到最近,被普遍称为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或者,在欧洲,则被称为是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的观念,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今天,这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阿多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思考这么一种可能性,即在我们的时代里,商品有着自身的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观点,消费实践与消费主义本身就足以再生产出一种制度并使之合法化,无论你碰巧信奉什么“意识形态”。那样的话,如今取得了在其他更大的系统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位置的,不是什么抽象的观念、信仰、意识形态或哲学体系,而是内在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且,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发展显然也能够用来解释盛期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日渐衰落的力量。的确,塔夫里明确地将现代大师里面建筑规划的造物主般的价值与凯恩斯关于控制未来的理想联系起来。乌托邦在这两种版本中都是关于“对未来的‘合理性’的宰制,以及对随着而来的风险的消除”[6](p.52)的梦想:“即使对于柯布西埃而言,形式的绝对性也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持续胜利的彻底实现”[6](p.129)。因此,非常合乎逻辑的是,这两种终极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乌托邦都应该彻底消失,它们的具体的“批判”应该更多的是历史本身的结果而已,而不是知识的自我意识的事情。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但是“意识形态”在塔夫里对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图解性综述中有着有些不同的焦点。塔夫里的综述涵括从巴洛克风格的解体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些不同的审美乌托邦是从某种更为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或历史本身的角度来得到分析的。它们的乌托邦形式因此证明是一种工具,服务于商业体系的启迪以及资本的新动力。无论它们宣称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它们的具体效果、它们的更为基本的功能,都在于对过去制度的摧毁。因此,十八世纪有关城市的世俗观念的出现首先可以解读为一种消除旧时文化的方法:“启蒙运动的城市理论之谨慎的抽象有助于……摧毁巴洛克风格的城市规划与发展”[6](p.8)。同样,现代主义本身的降临——在这个时刻,意识形态被公然转化为乌托邦,其中“意识形态必须否定自身,打碎自身的具体化形式,整个地投身到‘未来的建筑’中”[6](p.50)。这是一个至高的时刻,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是韦伯和齐美尔的,是盛期现代主义在一切艺术中的诞生——对于塔夫里而言,现代主义的降临事实上一种纯粹毁灭性的举动,其中残余的意识形态和古旧的社会形式全都有系统地解体了。因此,盛期现代主义的新乌托邦主义不知不觉地、与其革命的和乌托邦的断言的精神背道而驰地为完全“合理性化了的”技术统治规划的无处不在、为将要到来跨国资本的总体系统的普遍规划化而准备好一个平台:“揭露那些阻碍了生产世界及其社会领土的整体合理性化的偶像的真面目,成了知识分子的新的历史任务”[6](p.51)。这也是各种文化先锋们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并非根据他们本身的宣言,“形式建构的自律性”,作为其最深刻的实际功能,必须“规划主体的消失、驱散因个体对逼近他或她周遭的宰制结构的可怜的(或可笑的)抵制而产生的焦虑”[6](p.73)。因此,无论他们试图达致何种先锋或建筑的审美乌托邦思想,在资本的真实世界里,在他们有效的实践中,那些目的都被辩证地逆转了,且从实质上有助于强化对资产阶级有规划的消费的新体系的技术性总体控制。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塔夫里所讲的十八世纪的故事的开端。启蒙运动试图以某种新的、更加合理的方式来构想城市生活。这种努力产生了两种无法调和的选择:一条路是建筑作为“维持社会平衡的工具”,“杜兰德的形式上得到系统化的建筑类型的几何学沉默”,“前定的形式体系所保证的一致性”[6](p.13)。另一条路则是“感觉科学”[6](p.11)的路,一种“过量的象征主义”,我们可以将之解释为制度内部的利比多抵制概念,即欲望在权力与控制网络中的突破。因此,这两种对立的伟大的乌托邦,圣西门对傅立叶,或者说,列宁对马尔库塞,对于塔夫里来说,就是被囚禁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思想的意识形态双重约束。所以,它们在皮拉内西⑪对罗马的马尔兹广场(Campo Marzio)的当代梦魇般的综合中得到揭露,同时也出人意料地在新世界中被赋予了更长的寿命。在后者那里,由于封建主义的缺席和广阔的边疆的存在,华盛顿特区的新城市综合有着一种欧洲努力所禁止的活力。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这两种选择也大致分别对应于阿多诺和巴特的分析。第一种乌托邦选择,即合理化,将按照克服整体与部分之间、城市规划与个体建筑典范之间、“作为整体的城市有机体”与“基本单元”或个别建筑的街区之间的对立的方式,逐步构成自己的规划。但是,在阿多诺的著作里,恰恰是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场域理论”,即柯布西耶作品所力图达到的境界,投射在勋伯格的十二音阶体系中,成了对位与和声之间、总体形式与个别音乐主题的动力之间鸿沟的最终泯灭。但是勋伯格的超凡的综合是贫瘠枯燥的,而在建筑中,“统一场域理论”摧毁了个体作品或建筑本身:“单一建筑不再是一种‘客体’;它只是单个细胞的基本集合在其中获得物理形式的地方;由于这些细胞是可无穷复制的单元,因此它们在概念上体现了生产线的基本结构,排除了‘地方’或‘空间’等旧式的概念”[6](p.105)。因此,这种乌托邦冲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客观世界被彻底合理性化,其发展远比福特或泰勒依照自己的势头所能做到的更加广泛、更加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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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种策略,即利比多策略,就其最终结果而言,也同样是“意识形态的”:巴特的知识轨迹非常复杂,我在此不想花时间将他干净利索地植入这个方案中来(虽然我认为还是可以做做某种类似的事情)。这里只须说的是,循着本雅明,塔夫里将这第二种的、在波德莱尔那里浮现出来的利比多策略视为有着不可预料的、与前面所达致的客观的外在规划化相一致的主观后果:“波德莱尔发现,诗歌产品的商业化能够因诗人摆脱起客观困境的努力而得到加强”[6](p.92)。换句话说,新的先锋主体性的结果,是将消费者训练得适应于工业城市的生活,是传授“城市的正确用途的意识形态”[6](p.84),是使审美消费者放弃“那些献给判断力的物体”,且替换掉“一种如此生活与使用的过程”[6](p.104)。这种特殊的策略如今蔓延到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学,并从中获得了新生。塔夫里在下面这段引人瞩目的话中对之进行谴责:

因此城市被当作上层建筑而得到思考。事实上,人们如今要求艺术赋予城市于一种上层建筑的外衣。波普艺术⑫、欧普艺术⑬、对城市“可形象性”的分析、以及“未来审美”全都汇聚在这个目标当中。当代城市的种种矛盾被消解于多价的形象中,通过比喻性地提升那种形式复杂性,它们被伪装起来。如果根据充足的判断标准来解读,那么这种形式复杂性实际只是那些逃避了发达资本的规划的、无可救药的不协和音的爆炸性激增。艺术概念的重获因此服务于这种新的掩饰功能。的确,工业设计在技术生产中处于领先位置,此外,从消费增长的角度看,也制约着它的质量,然而,波普艺术通过重新利用技术生产的残羹剩饭而找到了殿后的位置。但是,这只是那如今被改造成视觉交流技术的双重要求的精确反映而已。拒绝担当生产循环中的先锋的艺术实际上证明了消费过程的走向无限。的确,甚至那些被弃之物都进入了生产—消费循环,即便是通过后门而进入的。这些被弃之物被升华为有着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无用物体或虚无主义物体。这种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殿后位置的艺术也明确拒绝与城市矛盾作妥协,拒绝彻底解决这些矛盾,拒绝将城市改造为一种被完全组织的、但却没有老式的无用的挥霍或一般化的机能障碍的机器。在这个阶段,有必要使公众相信,当代城市所特有的矛盾、失衡、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人们必须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这种混乱包含着一种未经探讨的丰富性、无限可利用的可能性、以及如今被改变为社会新物神的大量“游戏”。

这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它完全将意识形态看成为“虚假意识”)的力量就在于,它认为一切没有有效地破坏社会制度再生产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该体系的再生产的一个部分。这么一种不容妥协的、绝对的立场在几乎所有人那里所激起的焦虑,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健康的,有疗效的。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分析的真正问题在另外一些地方,在这么一种假设中,即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再生产”与早些时候的盛期现代主义有着相当类似的形式。我们有些人所谓的“后现代”只是在较低强度和创新行的层面上复制了现代主义的旧式解决方案。因此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模棱两可的折衷主义仅仅以杂耍而告终”[3](p.397);“路易斯·卡恩(Louis Kahn)和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灵(James Stirling)的作品代表着拯救似乎是垂死的艺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3](p.400);罗伯特·文丘里的《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Robert Venturi’s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将诸如含混和矛盾之类的新批评概念展平,将之去历史化,清空其中所有的悲剧性(就是盛期现代主义的)张力,以图“证明私人规划选择与其说是含糊其辞,不如说是歧义丛生”[1](p.213)。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然而,在这种责备中似乎有某种不一致性,更年轻的建筑师甚至未能达到那种悲剧性的张力。而在大师们那里,这种张力本身被看作是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塔夫里现代主义分析与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之间的和谐与深刻的历史亲缘关系中洞察到这种不一致性的另一面。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尤其是文丘里本人的,指的是一种远远超越了诸如集中规划的傲慢自大⑭、单一功能的空间概念、对修饰的简单化憎恶的清教主义等等常见的主题的批判。文丘里的分析,尤其是在他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尤其围绕着建筑物与城市之间、建筑与城市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矛盾关系)。这种关系也构成意大利理论家的历史编撰的一个主要潮流。我们可以回想,国际风格的纪念碑式作品——如马拉美,如德国的拜伊罗特市,如《芬尼根守灵夜》或康定斯基的神秘绘画——将自己看作为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极为不同的、革命的、或颠覆性的飞地,从这种飞地出发,周遭整个堕落的社会关系的结构逐渐被再重构、被改造。然而,为了将自身表现为这类前厅(foyer),这类作品必须首先与其周围环境彻底脱离出来:因此,借助那最初的分离,即构成性的自我界定与分隔,它慢慢地成为一种雕塑品,而不是建筑物:根据巴特的言外之意概念,它最终只是指定自身、表述自身,将自身的脱离歌颂为一种有着自身价值的信息,而绝非表达出一个有着全新内容的信息。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还能说些什么——无论它如何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得到判断——似乎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并不要力图那样做,而是要追求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它或许不再体现盛期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或许在那种意义上的确是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或政治第一的冲动。不过在此同时,正如“后”这一可疑的前缀所表明的,它依然存在于其本身与其所拒斥的死去了的盛期现代主义之间的某种寄生性关系之中。然而,必须得到探讨的是这么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后现代主义,一种全新的审美物正在悄然出现,它与之前的时代截然不同。

后者或许可以有效地概括为(根据阿尔都塞的“表达的因果性”[expressive causality])同一性美学或有机同一美学。为了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美学,有两种类似的主题可以充当参照点:内在与外在的辩证关系,以及修饰或装饰的问题。对于柯布西耶来说,正如人们所熟知的,“规划从内部走向外部,室外是室内的结果”,其方式是,建筑物的外部表达了它的内部:因此在这里通过统一这两个对立面,或更佳的是将其中之一——外部——吸收到另一个之中,从而获得风格上的同质性。至于修饰与墙壁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则通过将令人不愉快的条件干净地排除在外而得到了克服⑮。此刻需要简单地说说的是,文丘里的“装饰过的棚屋”的概念反而寻求加强这些对立面,并因此而巩固矛盾本身(比起更早期的“复杂性”或“含混性”等术语所具有的更加强烈的意义)。这一迥然有别的审美行动的哲学说法,可以在“差异建立联系”之类的(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发现。在这里,一种同质性美学被移置了,不过不是以随机的异质性即一系列共存的惰性差异的名义来进行,而是服务于一种新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张力、矛盾、不可兼容及相互冲突的存在等本身就是将两种不可通约的因素、现实或两极联系起来的强大方式。我相信,如果某种类似的东西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特有的内在逻辑,那么它至少必须看作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这种美学与盛期现代主义判然有别,而它也力图摆脱后者。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无疑,我们可以注意到,盛期现代主义的象征性行动试图通过风格性命令来解决矛盾(即使这种解决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与后现代主义相比,这种行动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质量。通过一种强化了的理解,或通过对那些矛盾的狂热的、几乎是幻觉性的着迷(满足于消除哀婉、悲剧、焦虑的情感冲击等现代运动的特征),后现代主义简单地承认矛盾及碎片化的混乱。无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宗教理论的批判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也同样有力:“就其认识到并接替了精神世界而言,有自我意识的人……于是在这种异化了的形式中证实了它,并将它呈现为其真正的存在;他重构了它,并宣称在其另一存在中悠游轻松自在,如在家中”[7](p.210)。

在这一并列中,我必须补上我的感觉,即这两种美学的道德化判断始终都不是获得某种最终评价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在此,我本人的看法是历史主义的。我认为,任何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必须从自我批判出发,从对自身的判断出发,因为在这一时刻中,我们发现了自身,而且无论是否喜欢,这种美学都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在当前语境中,这并非是最重要的。辩证思想的更让人烦恼、更让人反感的习惯之一,就是它与对立面的同一化,以及它将似乎对立的立场背靠背地打发走的倾向。它这么做的理由是,这些对立的立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也同样受后者的决定与局限。或者,用更加熟悉的说法,它们代表着一个双重约束的两个不可容忍的选择。人们从中往往会看到某种类似的东西在这里发生,在塔夫里的文化悲观主义(及其一切严格性和意识形态禁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自满的自由嬉戏之间的对立中发生。这种后现代主义内容戏耍着当代社会现实的预先给定标记,即便是早期对激进变革的献身的怀旧性记忆都在此消失得无踪无影。

这两种立场是否真的完全相同的,即便起初看上去是迥然不同的,它们是否都建基于这么一种信念之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庞大存在中,根本无法做什么新的事情,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基本的变革?不同的是,塔夫里的思想以一种严格的、有自我意识的斯多葛主义而经历这一情景,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和理论家则在其中悠游自得,发明着许多新的认识方式,以图在同样不可能的极端中“悠游自在,如在家中”:在同一等式上价的改变、或加号取代减号。

如果是那样,我们最终必须说些什么,以支持列斐伏尔发出的关于空间政治的召唤,以寻找一种真正葛兰西式的建筑。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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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nternational styles: 国际风格,一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于欧洲和美国的建筑方面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主要以均匀的未经装饰的几何图形、宽敞的内室,以及使用玻璃、钢铁、和钢筋混凝土为特征。——译者注

②Radiant City:光明城市,是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所提出的构想,集中体现了他的高楼旷地、立交穿梭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译者注

③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者之一,包浩斯第三任校长。纳粹时期流亡到美国,任伊利诺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西格兰姆大楼为世界上第一栋高层玻璃帷幕大楼,体现展现了密斯所提出的“少即是多”原则。由于形式上的精简,容易模仿,因此很快影响到世界各地,被称为“国际风格”。——译者注

④Siegfried Giedion(1893-1956):瑞士建筑评论家,现代建筑理论的开山宗匠,其经典名著《时空与建筑:一种新传统的成长》明确地指出,现代建筑的核心问题就是空间问题,从而确立了空间在现代建筑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以空间创造为中心的现代建筑学传统。——译者注

⑤参见他的两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种社会预测》(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of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⑥关于这一理论的最系统、最有力的说明,参见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本文从中受益甚深。

⑦Martin Nicolaus, “The Unknown Marx,” in Klare and Howard, The Hidden Dimension.

⑧Le Corbusier:原名查尔斯·爱多艾德·简纳莱特(Charles Édouard Jeanneret,1887-1965),瑞士裔法国建筑学家和作家,现代主义学派最有力的倡导者,以其大量的功能主义混凝土建筑和高楼住宅区设计而闻名。——译者注

⑨在1922年,勒·柯布西耶画出了Le Plan Voisin设计图:18幢摩天大楼排成十字造型,目的是改变巴黎的面貌。——译者注

⑩Chandigarh:印度北部一城市,位于德里以北,由科比西埃领导的一组欧洲建筑师设计规划。人口约373,000。

⑪Piranesi Giambattista: (1720-1778) 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他的罗马及其废墟的版画为新古典主义复兴做出了贡献。——译者注

⑫Pop art:波普艺术,或通俗艺术,即以商业艺术及通俗插图艺术之技巧来描绘来自日常生活的物体或景观的一种艺术形式。——译者注

⑬Op art:欧普艺术,即光效应艺术,一种抽象艺术形式,其特征是利用几何图形或色彩对比产生各种形与光色的运动来造成视错觉的艺术。——译者注

⑭正如在彼特·布莱克(Peter Blake)那里,对集中规划的批判虽然强大且有说服力,在我看来却是极为含糊的。有以下一些理由。像这一类的论题,完全正确、有充分理由的说法也可以是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生产或投资的场合:尤其是在意图或规划与传统或有机增长之间的二元对立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已经体现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树》中,但其充分转化为形而上学则可以在德鲁兹和瓜塔里所著《千高原》中的“块茎”中最为清楚地观察到)。当然,在这种形式中,它概括了最古老的反革命立场,即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的立场。在该书中,雅各宾的自负与社会生活的缓慢而又有机的成长相对立。在政治层面上,左派传统涵括了许多反抗立场,这些立场抵制着这么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出现:尤其体现在结盟(federation)概念和“国家的枯萎”(巴黎公社)中,在工人自治(autogestion or workers’ self-management)中,在理事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中。但是,在建筑或城市生活的领域中,很难看到这类反抗立场会采取什么形式:在我认为,最不具说服力的是这么一种观点,即人们将在发展中重建自己的居所(如菲力浦·波顿的《人居建筑》[Philippe Boudon’s Lived-in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2],在该书中,这种观点——即勒•柯布西埃会同意这一切,更不用说希望它那样发生——似乎最为不诚实)。我被仁恩·库尔哈斯的《癫狂的纽约》(Rem Koolhaas’s Delirious New York)所吸引,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极为不同的(极具特性的)刺穿这种意识形态双重约束的方法:他通过将“规划”改造为一种1811年的将“网格”施加于曼哈顿之上的独特的历史决定而将这种两难困境历史化:因此,从这一单个的“集中化”决定出发,同时发展除了无政府状态和城市古典主义(街道与街区)。

⑮这类同质化压制的一个稍有不同之处的例子是文丘里关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对角线的排斥的描述。见《建筑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7),第52页。

参考文献:

[1] Manfredo Tafuri,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0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 [M],New York:International,1947

[3]Manfredo Tafuri and Francesco Dal Co,Modern Architecture[M],New York:Abrams,,1979

[4]Karl Marx,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New York:International,1970

[5]Karl Marx,Capital, vol. 1 [M],London:Penguin,1976

[6]Manfredo Tafuri,Architecture and Utopia[M],Cambridge:MIT Press,1980

[7]Karl Mar,Early Writings[M],New York:McGraw-Hill,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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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文本

原文发表在《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二辑

编辑: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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