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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1-01-13分类:文艺创作浏览:11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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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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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李恒威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20 年 11 期

原发期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0205 期 第 61-78 页

关键词: 生命/ 自体平衡/ 心智/ 文化/ 社会文化自体平衡/ life/ homeostasis/ mind/ culture/ sociocultural homeostasis/

摘要:达马西奥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之一。在其广泛的心智研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是:必须从生命及其演化角度来理解心智乃至文化现象。认为生命是一个自体平衡系统;自体平衡本身就蕴含了一种最基本的生物价值和目的;生命的自体平衡分析是理解心智的生物学关键。相应于生命演化的层级,达马西奥将心智的演化分为四个层级:前心智(意象)的感觉—行动、心智(意象)、有意识的心智、反思的心智(慎思)。感受在达马西奥的科学世界中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感受是神经系统对情绪所代表的机体状态进行的映射;所有的心智活动都有感受的方面,因为没有感受,心智活动就没有一个可归属的“我”;感受是智能的引领者和方向。达马西奥将自体平衡概念全面地引入到对社会文化的讨论中,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理解文化现象的生物学根源。

一、引言

达马西奥是当代极负盛名的认知科学家,迄今,他已出版了5本著作:《笛卡尔的错误:情绪、理性和人脑》(Descartes' Error:Emotion,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感受发生的一切:意识形成中的身体和情绪》(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寻找斯宾诺莎:快乐、悲伤和感受着的脑》(Looking for Spinoza:Joy,Sorrow,and the Feeling Brain)、《赋以自我的心智:建构有意识的脑》(Self Comes to Mind:Con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和《事物的奇怪顺序:生命、感受和文化的形成》(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Feeling,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他的主要研究可以归于心智的生物学[1]这个一般领域,而他尤其有影响力的工作包括:(1)情感在社会认知和决策中的基础作用;(2)情绪、感受、意识和自我的神经科学;(3)文化的生物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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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尤其是研究情绪、感受、意识和自我——的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象学和哲学杂合在一起。纵观达马西奥的“五部曲”,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整个心智研究中始终贯穿了两个基本观念:心智的生命观和层级演化观。心智的生命观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心智的存在论,它内在地要确定一个关于心智—物质关系的哲学立场。首先,这个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心智是一个自然物质现象,更是一个生命现象,人们无法离开生命来谈心智,亦即生命蕴含了心智,生命的起源也是心智的起源。其次,这个立场排除了二元论,它是一种一元论,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两面一元论(dual-aspect monism)。心智的层级演化观包含两点:(1)心智是演化的,(2)演化是有顺序和层级的;例如,就自我的演化而言,达马西奥就区分出三个层级:原自我(proto-self)、核心自我(core self)和扩展自我(extended self)。[2](P311)

本文以这两个基本观念为“经”,以达马西奥所研究的基本主题为“纬”,尝试全面地呈现一幅通行达马西奥“五部曲”之要津的简图。我们先从“经”开始,然后到“纬”。

二、心智的生命观

二元论似乎是一种自然且朴素的直觉,因为“当我们不受现有科学知识的影响,让心智的一部分自然且朴素地观察心智的其余部分时,一方面,这些观察让我们认识到身体是由细胞、组织和器官这类有广延的物质构成的。另一方面,这些观察又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我们无法触及的东西,即转瞬即逝的感受、视觉景象和声音等,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心智中的思想。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或反对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认为思想是另一种实体,一种非物质的实体。”[3](P188)诚然,二元论这个直觉塑造了人类理解自身的概念系统;但这个根深蒂固的直觉又与人作为心—身一体的存在状况相冲突。哲学一直在花费巨大的努力来调和这个冲突,调和人的现象学方面与生理学方面的二元分裂。如果这两方面是完全分离的,那么科学所要求的自然主义就瓦解了,心智的科学研究——无论是分子层面的还是神经系统层面的——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意识的“难问题”(hard problem)似乎是一个刺眼的昭示,它表明人的现象学方面与生理学方面根本无法一致地统一起来。也许问题不在于人的存在没有感受质(qualia)或没有肉体,以及没有这两者的统一性,而在于我们还没有恰当的理论来完整地理解人性或“人的现象”[4]。也许“难问题”不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阻碍而是一个“挑衅”或提醒,它刺激或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确立关于心智、物质以及心—物关系的观念。

(一)心—脑等价假设

在这个议题上,达马西奥的观点是“心—脑等价假设”(mind-brain equivalence hypothesis)。“当前,心智状态与脑状态等价应被视为一个有用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定论。”[5](P236)总体上,达马西奥对这个议题没有做专门的哲学论证,但他有充分的科学研究的实践理由来接受这个假设。

与各种类型的物理主义者不同,在尊重人的生理性(或更一般地,物理性)方面的同时,达马西奥始终赋予第一人称的现象学体验以应有的地位。在存在论上,人的现象学方面和生理学方面都是实在,无法彼此还原;感受质、意识体验、自由意志感(a sense of free will)不是还原论物理主义“独断论”之下的幻影或错觉。在认识论上,现象学和生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是心智研究的两个互补的进路;即便在心智研究的科学实证阶段,科学仍然要以现象学为先导,因为正是现象学首先呈现出科学的机制研究所针对的“对象”,例如:“记忆”首先是一个现象学概念;没有这个概念,记忆的生物学和神经学研究就无从谈起。正因为这样,托诺尼(Giulio Tononi)和科赫(Christof Koch)在他们不断完善的整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IIT)中分别以“公理”和“公设”的概念再次表达了意识的现象学方面和物理学方面在认识论上的顺序。就认识论而言,现象学公理是首要的(人性的现象学方面之所以是首要的,其根本依据在于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所做的怀疑性论证)、先导的、自明的,而意识的科学研究则是在现象学公理的引导下,找到与这种现象学公理相应的(corresponding)充分必要的物理学公设。传统的心—身关系或心—脑关系在IIT中被转变为公理—公设关系。

在达马西奥那里,现象学与生理学不过是关于“人的现象”的两个相应的描述角度或描述层次,但对“人的现象”进行两个层次的描述并不蕴含实体二元论。“一方面是我们在分子、细胞和系统层次上对神经事件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我们试图理解其显现机制的心智意象……通过坚持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描述,我并不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实体(substance),一种是心智的,另一种是物理的。我不过是承认,心智是高层次的生物过程,因为它的显现是私人性的,所以它需要并值得给出一个针对其自身的描述,而且因为那种显现恰是我们希望解释的基本实在。”[6](P322)达马西奥对于心—身关系的看法几乎就是“两面一元论”,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一些二元论和物理主义的残余。一方面,他将心智意象(mental image)和神经模式看成是等价的,甚至同一的[5](P236),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心智意象与神经模式之间存在因果作用——心智意象来自神经模式:“意象来自神经模式或神经映射,它们是在构成回路或网络的神经元或神经细胞群中形成的。但是,意象是如何从神经模式中涌现的,却是个未解之谜。一种神经模式是怎样成为一个意象的,这是神经生物学依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6](P321)再如:一方面,他认为意识的生物学研究要求一个内在的工作假设,即心智事件等同于某种脑事件,心智意象也就是神经模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心智活动是由先于它的脑事件导致的”[5](P15)。结果,达马西奥在有些地方似乎又陷入了“难问题”所凸显的概念困境:如果物质实体不同于并且先于心智实体,那么心智实体如何从物质实体中产生呢?

在《寻找斯宾诺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达马西奥对斯宾诺莎的异常亲近,不论是在科学的还是哲学的议题上。“斯宾诺莎处理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最关注的一些主题——情绪和情感的本质以及心智与身体的关系。”[3](P11)在书中,达马西奥简明准确地谈到斯宾诺莎在这个议题上的若干要点:(1)思想与广延在现象学上是有区分的;(2)但它们仍然是同一实体——上帝或自然——的属性;(3)心智和身体并行地显现同一个实体,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作用,因此也就克服了笛卡尔所面临但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存在两种实体,并且需要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因此(4)这种构想是“方面”二元论(“aspect” dualism)或两面一元论,而否定了实体二元论。[3](P209)为了使两面一元论更加圆融,我们则进一步将它发展为“两视一元论”(dual-perspective monism)[7]。这个观点的要义在于:物质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内在创造力的;每个合成个体(compound individual)是一团“有感知能力的、活的物质”,是有机体,它既是自我实现的主体,同时也是其他自我实现的主体“眼中”的客体;心智概念和生物概念描述的不是两个异质的实体,而是对同一个实体出自两个视角(或层次)——第一人称视角(现象学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生理学视角)——的描述。[8]

达马西奥三部曲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二)生命中的心智

“我”所体验和归属为心智范畴的一切,如:感知、情绪、意图、思想、决定、意识、自我等等,也归属于生命范畴、有机体范畴、生理范畴、生物范畴乃至物质范畴;人类的日常实践(尤其是医学实践)时时刻刻都在昭示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有关人性的观念发展史上,这并非是不言而喻的。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乃至其后的所有著作中所要反对的就是这个阻碍人们现实地理解人性的二元论,即将心智与生命割裂开的二元论。不打破这种障碍,身体、情感、理性、自我和意识就无法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

在达马西奥看来,所有的心智现象或功能都可以围绕生命、生命的起源、生命的适应和生命的演化来理解。对通常被视为主观品质(quality)之典范的感受来说,即便它似乎“惟恍惟惚”、无形无象,但它也是一种由“神奇的生理安排”实现的特定生命功能。仅仅将生命视为一种特定组织类型的物质系统从而对它进行生理和物理的分析和描述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不从价值的角度,不将生命视为一个本然的价值系统,那么生命就不可能被真正理解。生命是一个价值系统意味着,生命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努力。达马西奥多次提到斯宾诺莎的“自然倾向”(conatus)这个概念,因为它抓住了一个有关生命本质的根本的现象学直觉:“‘每个事物,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都会努力保持自身的存在’,‘每个事物竭力保持自身的那份努力就是那个事物的实际的本质’。用当今的观点来解释,斯宾诺莎的观念意味着,生命有机体的构建是为了维持其结构和功能的一致性,从而抵御威胁生命的诸多逆境。”[3](P36)在生物学中,人们一直在探索用更严格的概念和理论来深化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根本直觉。例如: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用“自创生”(autopoiesis),罗森(Robert Rosen)用“代谢—修复系统”(MR System)等概念来试图刻画生命的本质[9];而达马西奥则喜欢用“自体平衡”(homeostasis)这个概念。尽管“自体平衡”在严格性和理论化上不及“自创生”和“代谢—修复系统”,但就它们都旨在深化“自然倾向”这个直觉概念则完全是一致的。达马西奥关于心智(直觉、情绪、感受、思想、意识、自我等等)乃至文化的整个研究都可以从自体平衡——这个理解生命本质的概念——的分析中找到根源。

正如沃格尔(Lawrence Vogel)在乔纳斯(Hans Jonas)的《生命现象:走向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 of Life: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的前言中所写,乔纳斯用海德格尔自己的生存范畴瓦解了这个现代信条:人是所有价值的来源。与海德格尔针锋相对,乔纳斯提供的“一个生物事实的‘存在性’解释”,“让我们明白:不仅仅是人,所有有机体都‘关心自己的存在’。有价值和无价值并不是人类的创造,而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每个生物都共享有生命的‘有需要的自由’(needful freedom),并且‘在自身中包含一个内在的超越视域’,因为每个有机体为了生存都必须接触它的环境。”[10](Pxiv)乔纳斯则开宗明义地说:“生命哲学包含有机体哲学和心智哲学。这本身就是生命哲学的第一命题,事实上是它的假设,这个假设在它的实行过程中必定能够成功。因为这个命题恰恰表达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使最低级形式的有机体也预示了心智;而即使是最高程度的心智,也同样是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个论点的后一半而不是前一半与现代信念一致;它的前一半而不是后一半与古代信念一致;这两者都是有效的并且是不可分离的,这是一个哲学假设,它试图表达一个超越古代与现代争辩的立场。”(P1)

乔纳斯表达了一个双向立场:“即使最低级形式的有机体也预示了心智;而即使是最高程度的心智,也同样是有机体的一部分。”显然,达马西奥展示了与乔纳斯完全一样的立场和思想路线,即追溯生命的自体平衡也是在追溯心智(例如:感觉、反应、目的性、动机、驱力、欲望、意志、原自我、自由等)的起源;同时,即便是最复杂的人类文化也同样是生物世界的一部分——一种社会文化的自体平衡(sociocultural homeostasis)。“社会文化自体平衡的形成是大量心智作用的结果,具有心智的脑首先是在特定基因指令下以某种方式构建而成的。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文化发展会导致人类基因组产生重大改变。例如,由于乳品业的出现,牛奶成为膳食的一部分,导致基因产生了乳糖耐受性。”[5](P221)

生命是自体平衡的,而一切在现象学上称之为心智的功能(无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是在维持或实现更高水平自体平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解心智,必须从理解生命的本质和分析自体平衡的生物组织和过程开始——这就是达马西奥在其整个心智的生物学研究中贯彻的“心智的生命观”。例如,随着身体的发育、更新和老化,生命机体时时刻刻在经历着变化和转变,但生命的自体平衡保持了最基本的组织设计,从而维持了始终处于变化中的生命个体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就是“自我”的生物学根源。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4)就演化来论,宇宙是以层级的方式不断创进的。熊十力大致划分的宏观层级为:无机体层(即质碍层)和有机体层(即生机体层),而生机体层复分为植物机体层、低等动物机体层、高等动物机体层和人类机体层。“物界演进约分两层:一、质碍层。质即是碍,曰质碍。自洪潆肇启,无量诸天体乃至一切尘,都是质碍相。尘字,本佛籍,犹云物质。质碍相者,生活机能未发现故。昔人说物为重浊或沉坠者以此。即由如是相故,通名质碍层。二、生机体层。此依质碍层而创进,即由其组织殊特而形成为有生活机能之各个体,故曰生机体层。此层复分为四:曰植物机体层,生机体,省云机体。下仿此。曰低等动物机体层、曰高等动物机体层、曰人类机体层。凡后层皆依据前层,而后层究是突创,与前层异类,此其大较也。”[11](P15)

(三)威尔伯

对于层级演化论的宇宙观,我们可以在威尔伯(Ken Wilber)的《性、生态、灵性:演化之精神》(Sex,Ecology,Spirituality:The Spirit of Evolution)、《万物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等一系列著作中看到一个表述更现代的理论。(在此,我们暂不谈论这个理论的主要构成和相关表述)宇宙的层级演进是对新颖性的开拓,如熊十力所言:“宇宙万变,时有创出一新类型,而舍其旧类型。此突变之奇诡也。”[11](P15)威尔伯也表达了对这种从物质到生命再到心智的层创之“奇诡”的惊异。“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世界。大约在150亿年以前,只有一片彻底的虚空,然后,在不到一毫微秒的时间里,物质宇宙便轰然成形。更令人惊异的是,如此产生的物质并非随机和混沌一片,而仿佛自成一种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组织形式。这些形式如此复杂,以至于数十亿年之后,其中有一些找到了自我繁殖的途径,由此生命从物质之中诞生。甚至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生命形式显然不满足于仅仅自我繁殖,而是开始了漫长的演化,最终使得它们可以表征自己,产生手势、符号和概念,由此心智从生命之中诞生。无论这个演化的过程是什么,它仿佛受到难以置信的驱动——从物质到生命再到心智。”[12](P3)

威尔伯在《性、生态、灵性:演化之精神》中援引了大量的事例表明层级演化观是诸多理论理解世界的一个根本思想。例如:从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在现代观念中,实在表现为有组织的存在物的惊人的层级秩序”到鲁泊特·谢尔德里克(Rupert Sheldrake)的“形态发生场中嵌套的层级”;从伟大的系统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层级是语言的根本结构原则”到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ch)和约翰·科布(John Cobb)的基于“层级价值”的实在的生态模型;从瓦雷拉在自创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s)的奠基性工作中谈到的“对自然系统丰富性的一般反思似乎就是……产生一个演化水平的层级”到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约翰·埃克尔斯爵士(Sir John Eccles)和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的“非还原涌现物的层级”,甚至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交流能力的层级”[12](P15),可以说,层级现象无处不在。

当“层级演化”成为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观念时,它也就成为我们理解不同事物和现象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就物质、生命和心智三个宏观层级的范畴而言,当分别对它们进行层级演化的显微透视时,我们可以理论地外推:在宏观层级中嵌套着中观层级,在中观层级中嵌套着微观层级。例如,在物质层级上,还可以区分出它所嵌套的亚层级: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大分子……在生命层级上,还可区分出它所嵌套的亚层级:组织、器官、系统;在心智层级上,还可区分出它所嵌套的亚层级:无意识心智、有意识心智和反思心智;在社会层级上,还可区分出它所嵌套的亚层级:家庭系统、部落系统、国家体系和全球体系。

(四)心智演化的层级

迄今为止,心智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大部分进展基于三个视角——现象学视角、行为视角和脑视角——的结合和互惠,但达马西奥认为,我们还需要第四个视角,即演化的视角。演化的视角“要求我们首先考虑早期的生命有机体,接着逐渐跨越演化的历史,考虑当前时期的有机体。它要求我们注意神经系统日益累积的变化,并把它们分别与行为、心智和自我的渐进出现联系起来。”[5](P15)同时,达马西奥也明确地认识到,心智的层级演化观与生命观是内在一致的,因为生命的复杂化与“行为、心智和自我的渐进出现”是对应的。这种演化上的对应,就是德日进所说的“复杂化—意识律”(the Law of Complexification-Consciousness)。事实上,生命与心智在演化上的对应性要求“心—脑等价假设”,演化视角“也要求一个内在的工作假设:即心智事件等同于某种脑事件……换言之,一些神经模式同时是心智意象。”[5](P15)

与生命机体的复杂化相对应的心智的层级,达马西奥大致区分为四个层级:前心智(意象)的感觉—行动、心智(意象)、有意识的心智、反思的心智(慎思)。“我们在细菌、简单动物和植物中发现的那种自体平衡要先于心智的发展,而心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出感受和意识。这些发展让心智能慎思地介入预置的自体平衡机制,甚至在之后它使得创新和智能的发明将自体平衡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然而,说来奇怪,始于细菌的自动自体平衡包括并且事实上需要感官和反应能力,而它们正是心智和意识的简朴先驱。”[13](P48)(见表1)

表1

生命调节方式

①自体平衡(homeostasis):感觉—行动和感觉—行动自我
非心智的(non-minded) ②心智的(minded):意象和原自我
无意识的(unconscious) ③意识的(conscious):知道和核心自我
非反思的(non-reflective) ④反思的(reflective):反思和扩展自我

随着生命机体的复杂化,在相应的心智层级上会出现前一层级没有的新颖能力并展现出具有不同能力和丰富程度的自我。(1)与无机物相比,生命是自体平衡的,自体平衡的调节由感觉—行动的程序实现和维持,并表现为感觉—行动的自我。(2)因为神经表征或神经映射的出现,自体平衡的调节开始获得意象的支持;在达马西奥的观点中,意象是心智的标志,这时,生命是有心智的生命;具有意象能力的自我被命名为“原自我”。(3)随着二阶表征的出现,意象开始被个体知道,意识出现,自我开始获得自我感;这时,具有意识能力的自我被命名为“核心自我”。(4)随着记忆和语言能力的扩展,个体开始有意识地“揣摩”他曾经历过但已转为长时记忆的意识活动,于是反思出现,自我开始在记忆中被言语的意象串联起来;有反思能力的自我被命名为“扩展自我”或“自传式自我”。此外,随着个体生命浸润在它们自己所造就的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自传式自我开始具有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性,这时自我也被达马西奥称为“社会文化自我”。

纲举目张。在理解了达马西奥的心智的生命观和层级演化观之后,我们现在转到达马西奥对生命—心智演化层级以及与之相应的新颖能力和特性的研究。我们从自体平衡开始。

四、自体平衡与生物价值

关于生命本质的最根本的现象学直觉是:生命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系统;当我们以“自我维持”(self-preserving)这个概念来捕捉生命的本质时,这就意味着必须从价值、目的和规范的角度来理解生命;既然生命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系统,它也因此是一个自然价值系统和自然目的系统。“只有那些为了目的而做并且表现出对手段的选择的行动,才能被称为是心智的不容置疑的表达。”[14](P14)

(一)生物价值

活着(staying alive),是所有生命形态的第一现实(first reality),是最基本的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是一切生命活动和心智功能所围绕的关键。“生存的概念以及引申出来的生物价值的概念可适用于各种生物体,从分子和基因到整个有机体。”[5](P45)不论人类社会中的价值多么复杂多样,它们最终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与生存即生物价值联系在一起。有意识的感受就是生存品质的指示器,它忠实地表达和诉说着生物价值。

事实上,即便在理解最简单生命的活动时,我们也离不开诸如动机、欲望、驱力、态度、选择、意志等价值和目的范畴。例如,像阿米巴虫这样的单细胞生物对不同的刺激物会表现出不同的趋避反应。这些反应表明它们对刺激具有的“态度”和“选择”,尽管它们尚未意识自己在做什么。作为一个无神经系统、无心智的生物,阿米巴虫并没有人类意识体验水平上的意图,但某种形式的意图是存在的,它是由这个低微的生物在设法维持其系统组织的完整性的机体反应中表现出来的。维持系统组织的完整性,从现象学上说就是最根本和最原始的欲望。

在达马西奥看来,所有的心智功能都服务于生物价值的实现;在科学地理解心智的生物过程中,生物价值和功能的观点无处不在。“在对脑的演化、发展以及每时每刻发生的真实脑活动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价值的概念具有核心地位。”[5](P32)生物价值是生物演化的指南,它指引着脑结构的演化和发育,“它既简单地表现在与奖惩有关的化学分子释放中,也精巧地表现在我们的社会情绪和复杂的推理中。也就是说,生物价值自然地引导和渲染着发生在我们富有心智和意识的脑中的一切。”[15](P26)情绪和感受就是生物价值的强烈表现,意识也因生物价值而诞生。要研究情绪和感受,就不得不提到驱力和动机、匮乏和满足、奖赏和惩罚、难受和舒适,甚至生存与死亡,而这一切都不能避开生命的价值分析。“情绪是价值原则尽忠职守的执行者和仆从……情绪滋生的产物是情绪感受,在我们从出生到离世的过程中,它丰富了我们的一生,我们要保证情绪未被忽略,这样才能突显出人性的存在。”[5](P87)意识赋予生物体一种管理或扩展生物价值的更通用、更灵活的方式,但意识并未发明生物价值,尽管它“照亮”了生物价值。

(二)自体平衡

活着,这一生物价值的生物学过程就是自体平衡。达马西奥将自体平衡视为理解所有心智功能——无论是非意识的、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的生物学关键。从生物学上看,心智就是生物体维持和调节其自体平衡的方式。正如表1所列,随着生物体复杂性的增加,其自体平衡的调节方式也相应地更加灵活和具有一般性。现在我们来看达马西奥谈到的生命自体平衡的基本含义。

(1)自体平衡是维持生命内环境(internal milieu)稳定的一类协调的调节过程。自体平衡观念归功于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在19世纪末做出的开创性观察:生命系统需要将其内环境的很多变量维持在很窄的范围内,这样生命才能持续。内环境中的化学和一般生理参数如果偏离维持生存所需的水平,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疾病,除非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修正,否则极端的结果就是死亡。

(2)自体平衡是自治的(autonomous)。尽管达马西奥几乎未曾明确地谈到自体平衡与自治(autonomy)的关系,但他对自体平衡的描述一再表明:在维持内环境的稳定上,生命是自治的、自我维持的、自我调节的。

(3)自体平衡过程通常是自动的、非意识的。这个过程——生理反应和机能控制——无需生物体有意识地思考和计算就能自动运行,即使在没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体中它也能恰当地运转。“不管多么艰难困苦,生命都有一种存活和发展的欲望,这种欲望既不是思考过的也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执行这个欲望所需要的那组协调过程被称为自体平衡。”[13](P32)所有生物体,从低等的变形虫到人类,都具有遗传预置好的、无需借助任何有意识的推理就可以自动解决生命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寻找能量源、合成和转化能量、维持与生命过程协调的内部的化学平衡、通过修复损耗来维护有机体的结构、避开致病成分和身体伤害等等——的机构。[3](P30)

在谈到基本自体平衡时,达马西奥从来没有忘记自体平衡在生物界演化的多样性和在演化中出现的层级秩序;他也没有忘记心智的生命观,即“自体平衡是意识的生物学关键”,所有心智功能的秘密都应该从生命调节的适应性的演化史中去寻找。“脑的存在是为了管理身体内的生命。当我们以这种观点为滤镜来审视脑功能的任一方面时,心理学的某些传统范畴(诸如情绪、知觉、记忆、语言、智力和意识)中的那些奇特而神秘的成分就变得不那么奇特和神秘了。”[5](P54)

(三)细胞自我

心智的生命观为更一般地理解自我开辟了道路。通常,人们在谈论自我问题时,是从有意识的体验开始,是从思想的世界开始。自我要么被设想为类似小矮人(homunculus)的一种实体,要么会因为发现没有这种实体转而认为自我是一种错觉。如果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自我观,即自我是实在的,但其存在形态是并非一种如小矮人一样的实体。当我们不再固守于有意识的、思想的层面,而是回到更简单的生命形式,就会发现,自体平衡或生命概念本身就隐含或蕴含了自我概念。如果细胞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那么对自我的理解也应该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中去寻找。

达马西奥以意象的出现作为生物体有心智的标志。笔者的心智概念与德日进和熊十力的观点更为接近,而与达马西奥有所差别;不过,笔者现在不会偏离主题去讨论这个差别。依达马西奥的体系,他对具有意象能力之上的生命,区分出三个自我层级:有意象能力的生命蕴含的是原自我,但这时还没有意识;有意识能力的生命蕴含的是核心自我,但这时还缺乏反思能力;有反思能力的生命蕴含的是扩展自我或自传式自我。有时,达马西奥还将浸润在复杂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扩展自我称为社会文化自我,但社会文化自我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层级的自我,因为扩展自我与社会文化自我的差别类似于少年人与成年人的差别,而不是大猩猩与人类的差别。

达马西奥确实没有明确地赋予无意象能力的生命所蕴含的自我以特定术语。不过,既然我们试图从最简单的生命形式——细胞——来理解自我,那么这个层级的自我也就是最基本的自我,它没有心智、意识和反思,但它有通过一系列协调的生理过程来维持基本自体平衡的能力,有通过感觉和身体反应(行动)来表达它作为主体(自我)的辨别、态度、选择、好恶等等的能力。最简单形式的生命所蕴含的自我可以被称为“最简自我”、“最小自我”、“身体自我”或“感觉—行动自我”。

从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观察,每个细胞由大量的分子组成,这些分子以动力学的时空序排列、关联和作用,它们形成了细胞的构架(细胞骨架)、细胞核(储存DNA的指挥中心)、细胞质(在线粒体这样的细胞器的控制下,养料会在这里转变成能量)以及一个整体边界(细胞膜)。当我们观察某个正在活动的细胞时,其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相当令人惊异。在许多方面,单细胞与人类这种多细胞有机体是类似的:细胞骨架相当于人的身体支架,细胞质相当于身体内的所有器官,细胞核相当于脑,而细胞膜就相当于皮肤。这些单细胞中有些甚至拥有相当于四肢的纤毛,它们协同运动使得这些细胞能够游动。[16](P84)[5](P32)

如果以小矮人般的实体观为标准,显然在细胞组织的任何解剖结构中都找不到代表自我的成分——没有小矮人,也没有稳固不变又蕴含本质的单一实体。作为整体的细胞,它的行动反应表明,细胞膜的内与外确实存在质的差别。我们很难不以主体与环境或自我与环境的差别来看待这种内与外的差别。现在,我们可以不再以极点(polar point)(即以无任何内在构成的、稳定不变的小矮人)的方式来构想自我,相反,自我是一个自治的、有组织的过程,一个自治的动力学系统。它既具有时间性——自我是一个动力学过程;也具有空间性——它由一些结构化的生物化学成分构成。自我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中的过程,但这并不表明自我是错觉,是虚幻的,因为细胞的自体平衡就在于将生命的内环境保持在其参数限定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调节内环境的自体平衡“程序”始终是完整的,这种完整性显然是真实的,而这种完整性蕴含了自我概念对于同一性、统一性和不变性的要求。自我就是细胞整体实现其组织完整性的过程——一个保持特定组织类型的结构化的动力学过程。

一个生命,一个自我;一个自体平衡的机体,一个自我。当我们说,自我是一个贯穿于变化过程中的组织完整性时,自我似乎处于矛盾的状况中:“虽然建造我们有机体的这些建筑材料经常被替换,但有机体的建筑蓝图却被悉心地保存着”[6](P144)。没有任何成分能长时间地保持不变,构成我们今天身体的大多数细胞和组织可能在一周或更短的时间内被更替了,保持不变的是机体结构的建构计划,即机体的组织或功能形式。尽管生命受到永不止息的变化过程支配,但我们仍然有一种现象学上实在的自我感。自我的这种矛盾性,不是我们要从自我中消除的东西,而是要面对的实在性;如果无视自我的这种矛盾性,那么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将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并且最终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自我实体论或自我错觉论——的牺牲品。

达马西奥三部曲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四)情绪

当细胞对刺激做出反应时,这个行动反应不是价值中立的机械式回应,而是细胞自我对刺激物的价值表达。达马西奥就是在这个一般的意义上理解情绪的。在人类有意识的体验中,情绪与感受如影随形,但从自体平衡的调节来看,将情绪与感受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情绪和感受,尽管是彼此相扣的一个循环的一部分,但它们是两个可以区分开的过程。”[5](P87)情绪和感受都是生命自体平衡的不同水平的调节方式。

达马西奥将情绪定义为机体反应的集合,它是机体为向他者公开自己的态度而做出的行动反应,因此通常是他者可观察到的。就此意义而言,细胞的反应也是情绪,情绪无需生物体具有神经系统也存在;感受则不同,它的诞生需要生物体发展出能够映射自身机体状态的神经表征,依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生物体需要具有形成意象的能力。

既然感受还要等到神经映射出现后才在演化中登场,因此在这里我们集中于达马西奥关于情绪的主要观点。(1)情绪是一种简单或复杂的评价过程,以及对评价过程产生的倾向反应两者的组合。(2)情绪通常是自动的、反射的、遗传的、以固定方式进行的。(3)情绪通常是公开的和可见的。尽管一些情绪过程的成分不是肉眼可见的,但借助科学的探测器,它们也是可见的,例如:对激素的化验,对电生理波形的检测。(4)情绪反应具有明显的功能,例如:避开危险的刺激和接近有利的刺激,或向他者表达愤怒、恐惧、厌恶等态度和反应,从而影响他者的态度和反应。

五、心智

达马西奥对心智的理解是独特的,也是狭义的。笔者倾向于心智与生命同义这一广义的理解,熊十力就持有这一广义的观点:

有问:“生命将为非物非心的物事乎?”此中物事一词,但虚用之,即回指句首之生命也。答曰:此亦不然。余所体会生命与心灵殆无性质上的区别。惟生命未发展到高级,即心灵不能显发盛大。亦可说,心灵不曾发展到极高度,即是生命发达之条件犹未备故。如生机体之组织未完善,神经系统或脑的组织未发展到好处,即生命所待以发达的条件未曾备足。则生命、心灵皆不获发达也。余以为,生命、心灵不妨分作两方面来说,而实无异性,即不可分作两种性质。实非两物。心灵、生命毕竟是一,不可当作两物来猜想。……植物出,始发现生命,然其机体太简单,最低级的心作用如知觉等。尚且未甚吐露。言未甚吐露者,以非全无故。学人发见植物有知觉者,亦不无征。但植物学家承认植物有心者,颇非多数。学者遂有以为,物质层成就之后,生命层方接踵而起。迨动物进化至人类,才有心灵层出现。依此说而玩之,将以生命与心灵不同层级,自不得不判为两性。果如此,则铸九州铁不足成此大错。离生命而言心灵,心灵岂同空洞的镜子乎?离心灵而言生命,生命其为佛氏所谓迷暗势力乎?……余诚不信生命、心灵可离而为二也。[11](P115)

这一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在生命—心智连续性论题(life-mind continuity thesis)的当代讨论中找到[17]。但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达马西奥的狭义理解上来。在达马西奥的理论中,心智的诞生源于生物体演化发展出能映射环境状况和机体自身状态的神经系统。没有神经映射(或神经表征)和与之相应的现象学上的意象,就没有心智。“具有心智意味着有机体形成了神经表征,这种表征可以形成意象,可以在一个被称为思想的过程中进行操作,最终通过有助于预测未来、制定相应计划以及确定下一步行动来影响行为。”[16](P90)

(一)神经映射、神经表征与意象

在杂扰的环境中将生命状态维持在自体平衡所允许的范围,是生命调节最根本的使命。然而,最初的生命调节并不依赖神经系统,更别说依赖人类这种复杂的脑了。对于可以游动的阿米巴虫来说,它所依赖的“工具”只有感觉和反应。仅仅通过感觉和反应这个简朴的机构,它也能调节其自体平衡,适应环境以达成生命欲求,并表达一种细胞水平的自我。那么生物为什么还要演化出神经系统,演化出高度发达的脑呢?在达马西奥看来,神经系统(以至脑)是为了更好地调节生命、调节自体平衡而诞生的;生命调节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和使命。与无脑乃至无神经系统的生物相比,脑或神经系统能够管理更分化、更复杂从而价值更丰富的生命系统,并使得具有神经系统的生命适应更复杂的环境。正如表1所划分的,在神经系统出现之后,相继有三个层级相对明确的生命调节方式,即意象、意识和反思。与“意象”等价的神经科学术语就是“神经映射”或“神经表征”。

在神经系统演化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出现了神经映射。“脑的鲜明特征就是具有一种创造映射的不可思议的能力。”[5](P55)既然神经系统的演化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命调节,那么神经映射肯定在生命调节上引入了一种质的、焕然一新的生命调节方式。在生命调节上引入质的创新同样适用于意识和反思这两个后来阶段。

要进行更复杂的生命调节,神经映射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神经映射是对外部环境状况和内部机体状态的模式信息(patterned information)的“凝聚”。有了神经映射,生物体就可以形成对环境状况和机体状态的“抽象”,并为离线(offline)地利用这些“抽象”开辟了道路。当意识登场的时候,神经映射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中就成为现象学上的“意象”乃至通常所谓的思想。关于神经映射和意象,达马西奥的主要观点如下:

(1)神经映射是关于环境状况和机体状态的“绘图”、“模拟”和“抽象”。脑内的神经网络会不可抑制地模拟脑之外的任何事物——身体本身,从皮肤到内脏,以及周围的世界,诸如物体、声音、冷热、处所、纹理、味道、软硬、动作等等。换句话说,脑有能力对脑之外的事物和事件的结构的各个方面进行表征,包括机体及其组成部分所执行的行动。

(2)对神经映射的理解必须要有环境观和互动观。心智的生命观就蕴含了心智的环境观,因为生物体的生存始终处于与环境的互动中,必须从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神经系统以及心智的演化。神经映射是在生物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神经系统要实现更灵活、更有效、更高水平的生命调节,它就必须发展出应对环境的新的能力。“映射是在我们与客体(诸如人、机器、地方,其范围从脑的外部到内部)互动时建构起来的。我再怎么强调‘互动’这个词也不为过。它提醒我们,形成映射对改善行动至关重要……这通常发生在一组行动开始时。行动与映射、运动与心智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的一部分,当鲁道夫·林纳斯(Rodolfo Llinás)将脑的诞生归因于脑对有组织运动的控制时,这表明他已经抓住了这个想法。”[5](P55)

(3)对外部环境中事物的映射,是知觉的基础;对内部机体状态的映射,是感受的基础。知觉,指向外部环境;感受,指向机体自身的状态。如果说知觉突出了外部环境,即突出了客体,那么感受就突出了生物体自身,即突出了主体。无论是知觉还是感受,它们的本质都是映射或意象,因此就它们同为意象而言,知觉和感受是统一的。通过意象,生物体既可以获得环境的信息,也可以获得与环境互动时受到影响的生物体的机体状态的信息。

(4)当生物体的神经系统演化发展出神经映射的能力,即形成意象的能力时,生物体就有了心智。这就是达马西奥所持的狭义上的心智概念。“脑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动态的映射活动,这些映射活动的一个惊人结果就是心智。”[5](P56)意象是心智的通货(currency),它是观念、思想和知识的基石。“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类型的意象均源自神经装置的活动,这些神经活动形成映射,并且之后还允许映射相互作用,以至于不同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能产生更复杂的意象集,从而表征神经系统之外的丰富世界,即生物体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13](P68)这些表征就是关于世界和机体的知识。当生物体将有序的意象集(即知识)与行为有意向地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赋予生物体以解决问题的通用、灵活和高效的手段。

(5)在意识登场前,神经映射是非意识的(nonconscious)。“心智可以是非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许多意象从未受到意识的青睐,也没有在意识的心智中被直接听到或看到。可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意象能够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在我们意识到其他事情的时候,一个与推理和创造性思维有关的丰富的心智过程仍可以进行。”[5](P61)所谓思想就是一串语义关联的意象流,意象可以是无意识的,那么思想也可以无意识地进行。思维活动是智能活动,而意象显然是基于推理的复杂智能的基础。事实上,计算机最擅长的就是操纵意象和基于意象的推理过程,而这种操作或计算显然可以非意识地进行;因此具有基于意象的复杂推理能力的智能机器,并不表明它必然是有意识的。我们说,生命是一个价值系统,但能够模拟调节生命系统的神经映射及其操作的程序,并不代表这样的程序系统有生命!

(二)感受

在人类有意识的现象世界,感受因为其蕴含的强烈主观色彩而似乎与科学追求的客观性格格不入。人类每时每刻都浸润在感受中,“如果人类没有了可以感受痛苦或愉快的身体状态这一与生俱来的能力,就不会有人世间的苦难或福佑、欲望或慈悲、悲惨或辉煌……感受千百年以来一直被描述为人类灵魂或精神存在的基础。”[16](Pxvi)没有感受,人性的概念就没有内涵。既然感受是生物体的感受,是生命世界的现象,那么感受就无法被心智的生物学遗落。虽然科学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在回避这个人性中最根本的实在方面,感受却在达马西奥的科学世界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达马西奥关于感受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尽管在人类体验中,感受总是伴随着情绪,但在演化发展中,感受与情绪是不同的。达马西奥明确地区分了这一点:“我也没有将情绪和感受这两个术语互换使用。总的来说,我所谓的情绪指的是存在于脑和身体之内,通常由某个特定的心智内容所激发的一系列变化。感受是对这些变化的知觉。”[16](P270)既然情绪是身体性的行动表达,因此情绪通常是可见的和公开的;然而,感受是由存在于脑内的神经映射表达的,因此感受通常是不可见的、隐蔽的。

(2)感受是神经系统对情绪所代表的机体状态进行的映射。“感受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与某个客体系缚在一起的艰涩难懂的心智品质,而是对身体的某种特定状态的直接知觉。”[16](Pxvi)既然感受是意象、知觉,因此感受也具有认知性,只是感受是对机体自身状态的认知,是身体状态的“听众”。感受“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理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将脑变成为身体的忠实听众”[16](Pxvi)。

(3)感受是对生物价值的表达和反映。生命是一个价值系统,情绪通过行动反应表达早期生物体的简朴的价值取向;感受则以意象的方式实现着与情绪相同的功能,即表达生物体的价值,“感受是自体平衡的心智表达(mental expressions)”[13](P12),并无时无刻不给与之相遇的环境事物打上价值的标签。感受服务于生命调节,它是生命的基础自体平衡或社会状况的信息的提供者,因此感受是警示信号,它提醒我们需要回避的风险和危机,从而引导生物体做出有利于其自体平衡的调节行为。

(4)感受与生物体的生命展开活动相伴而行,无论这些活动是感知、学习、记忆、想象、推理、判断、决定、筹划还是心智创想。“脑不仅要忙于映射和整合形形色色的外部感觉源,同时还要忙于映射和整合各种内部状态,而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感受。”[13](P69)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所有认知活动都带有情感的色彩。当身体与环境交互时,生物体的感官(眼、耳、皮肤等)乃至机体的其他部分都会发生变化,而脑会对这些变化进行映射,于是身体外部的世界也间接地在脑中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表征。[5](P39)这就是“为什么看,总是我看”的根本机制,这也是任何知觉的主观性(或者任何心智活动的主观性)的根源。

(三)原自我

一个细胞,也是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不是由细胞的某一个部分,而是由构成细胞的有组织的过程整体来表达的,这个层级的自我是细胞自我、身体自我或最小自我。然而,随着具有神经系统——特别是具有神经映射能力——的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自我的表达或形态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层级。达马西奥将具有神经映射能力的多细胞生物体表达的自我称为“原自我”(proto-self)。

达马西奥是这样定义原自我的:“原自我是一组相互关联且暂时一致的神经模式,它们在脑的多种水平上,时刻不停地表征着机体的状态。我们对这种原自我是无意识的。”[2](P174)在身体映射结构中产生的关于身体稳定方面的特殊类型的心智意象构成了原自我,它就是最终成为令人难以琢磨的自我感的那些东西的生物学先兆。自我——包括那个包含着同一性和人格在内的精致的自我——的深刻根源都可以在表征原自我的整个脑装置中发现,这个脑装置持续不断地、非意识地在狭窄的范围内维持着身体状态,维持着生存所要求的相对稳定性。原自我的机体状态的来源可以使我们摆脱小矮人般的自我观,因为原自我并不是对机体的某一优选的、孤立的、稳定不变的点的映射,而是持续不断地、动态地映射处于自体平衡范围内的身体状态。[2](P154)

原自我与感受密切相关,二者的共同根源都是生物体的机体状态。原自我所聚集的意象描绘的是身体相对稳定的方面,它产生了关于有机体的自发感受,即原始感受(primordial feeling)。为什么感受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其根源在于一个生物体一个身体,而感受总是对特定身体状态的反映。“原始感受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对机体状态的反映。如果不知道感受的起源,不承认原始感受的存在,那么人们就无法完全解释主观性。”[5](P82)

(四)脑与身体的关系

身体是心智的主题:没有身体,就没有心智。这是达马西奥论证过的最重要的思想见解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对心—身问题的回答。如果这个回答是成功的,那么它包含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心(智)—脑关系;第二个是脑—身关系。关于心(智)—脑关系,达马西奥的观点是“心—脑等价假设”,即心智意象等价于神经映射。笔者认为,心—脑的二元性是认识论上的视角二元性,而不是存在论上的实体(substance)二元性;当从第一人称视角(即现象学)出发,是心智意象,当从第三人称视角(即生物学)出发,是神经映射;当有了心—脑的等价关系,心—身关系就转变为脑—身关系。

达马西奥关于脑与身体的观点仍然需要从生命及其演化中去寻找。脑在生物世界中是后来者。细胞没有脑,但它是最初的生命。“生命调节是需要,也是动机。”[5](P86)神经系统在演化上是为了促成更好的生命调节而出现的,但它不是为了调节和管理生命而附加于生命机体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生命是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因此神经系统自始至终都是生命机体完整性的一部分。从演化上理解了脑—身的统一性,我们也就理解了心—身的统一性,从而在脑—身统一的意义上解决了心—身问题。那么,达马西奥是如何谈论脑—身统一性的?

(1)生命调节和管理是演化的基本主题,神经系统是服务于这个主题而在演化中出现的,但首先出现的是无神经系统的生命。

(2)既然神经系统以至脑的出现是服务于整个有机体的生存,因此神经系统首要关注的就是一刻不停地与环境进行互动时的机体的状态,这种关注的演化结果就是神经映射或神经表征。“如果没有对其解剖和生理结构的基本和当前细节的表征,脑就无法调节和保护机体。”[16](P229)“我们所拥有的复杂的脑自然而然地对组成身体本身(body proper)的各个结构形成清楚明白、详略不一的映射,也必然会对这些身体自然呈现出来的功能状态产生映射。这是因为脑映射是心智意象的基质,产生映射的脑就有一种能力,能够把身体作为心智加工的内容,纳入加工过程。得益于脑,身体自然成了心智的一个主题”。[5](P74)机体是脑的主题,从现象学上看,机体也是心智的主题。

(3)脑与身体休戚与共而成的完整机体才是生命本身。映射并不是终点,神经系统的调节要完成它的使命就不能只停留在映射上,不能只据守在脑内,它还必须基于映射形成能够回应环境的行动才是有价值的。如果说映射是由机体状态到神经系统,那么行动则是由神经系统到身体。神经系统的调节需要一个完整的循环才能最终实现,而正是这个共鸣循环使得神经系统与身体构成了一个在绝对意义上无从分割的完整的统一体。心—身的统一性就体现在这个脑—身循环的生命调节的完整性上。这个观点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首先,“身体与脑跳着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之舞”[5](P78),脑与身体通过相互将对方作为生物化学和神经系统回路的靶器官,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其次,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既不只与身体有关,也不只与脑有关;第三,我们称为心智的生理运转过程来源于这一结构和功能的联合体而非只来自于脑,只有在考虑了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情况之后,心智现象才能得到完全理解。[16](Pxvi)对身体外部世界的表征只能通过身体才会进入脑,当身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时,那个由相互作用在身体内导致的变化也会被映射在脑中。脑映射了外部世界,但只有通过身体,脑的神经映射才是可能的。[5](P75)“神经系统与生物体的非神经结构之间紧密的双向互动是感受产生的必要条件。神经系统与非神经的结构和过程不仅是毗邻的,而且是持续互动的合作伙伴,它们可不是一些像手机中的芯片那样彼此进行信号交流但却态度冷淡的实体。说得直白点,脑和身体共同浸泡在熬制心智的同一锅汤中。”[13](P173)

对人类这种高度发达的生物体而言,身体与脑在解剖结构上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独立性,达马西奥也做了相应的区分,他将整个机体中除去神经组织(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的那部分机体称为“身体本身”(body proper)。在日常中,这种解剖学上的区分确实有其方便之处,但我们必须时刻谨记,这种区分有时会掩盖脑与身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的本质。“缸中之脑”就受到这种区分的深深误导,而以为离开身体,不以共鸣循环的方式脑独自也能建立起一个丰足的心智世界。

六、意识

与无意象的生命调节相比,意象显然为生命调节引入了一种超越纯粹本能的应对环境的方式,它为学习开辟了一个真正的空间。但如果意识没有出场,那么非意识的意象就无法彻底摆脱本能和被基因预置的命运,因为生物体如果未觉知到意象,它就不会有真正的主体感,就不会有自我感,就不能开启从多种可能性中加以权衡的自由。

意识在自然界的诞生导致了一个最难索解的现象。在意识之前,演化所开辟的道路即使再辉煌,它们仍然是在黑暗中逶迤。一旦意识登场,就像黎明之光照破了黑暗,自然界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现在它可以环顾自己,并在环顾后获得一个具有自我感的全景“形象”。“我”现在不只是感觉和反应,“我”还有一种“我知道……”的默默在场的感受;“我”有了在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做出自主的行动选择的可能性,这就是意识的价值和意识的功能,它第一次将强烈的自我感引入到自然界本身之中。

意象不是对环境产生足够反应从而实现自体平衡的唯一方式,意识也不是,但意识却是生物体实现一种通用生命调节方式的基础,它在基因预置的自动化方式从未匹配过的环境中为生物体开辟了一条新颖之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意识独自就能完成的。意识要完成它的伟业需要两步:第一步是觉知或知道意象;第二步是在心智空间中有意识地操作它之前知道的种种意象,而这一步的实现还需要演化为它提供记忆、语言等能力的襄助。达马西奥把其中的第一步称为核心意识,而与这种能力相应的是核心自我;他把其中的第二步称为扩展意识(或自传体意识),而与这种能力——事实上,这种能力就是反思能力——相应的就是扩展自我(或自传式自我)。我们先来看核心意识和核心自我。

(一)核心意识

神经映射机制显然是有机体迈向意识的关键一步,但还不是最后一步。演化还需再次努力才能使意识在世界中诞生。尽管将意识问题集中于自我问题是关键的一步,但达马西奥认为直到他开始根据有机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关系来看待意识时,才使关于意识机制的研究变得更加清楚。他说,“我猛然想到,意识就在于建构有关两个事实的知识:有机体关系到某一客体;并且此关系中的这一客体正在引起有机体发生某些变化。”[2](P133)在有机体与客体进行交互作用的时间进程中有这样一个时序:“一个开端、一个中间过程,以及一个结尾,开端与有机体的初始状态相对应,中间是客体的介入,结尾则由一些导致有机体状态发生改变的反应组成。”[2](P168)达马西奥认为,意识诞生于这个时序的第三个阶段。意识的神经动力学要求在这个阶段建构一个组合的神经映射,它在时间进程中将客体映射与有机体身体状态的映射结合在一起,并且建立了二者之间关系的映射。

当有机体与客体作用,在建构客体意象的同时,有机体的身体状态也被建构客体意象的过程改变了;当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再次映射这个被客体意象的建构活动所改变的身体状态,并在此映射的同时将客体意象加强且突出地显示在这个映射过程中时,达马西奥认为知道和自我感就在这个组合的映射中出现了。他把这个与客体发生交互作用时被客体改变的原始自我的再次映射称为核心自我,核心自我是由一个二阶映射建构起来。由此,达马西奥提出如下假设:“当脑的表征装置对有机体自身的状态如何受有机体对某一客体的加工活动的影响做出意象的、非言语的说明时,以及当这一过程增强了作为原因的(causative)客体并因此把它突出地置于一时空背景中时,核心意识便产生了。”[2](P169)

这个假设蕴含了一个意识机制所依赖的时序(见图1):

A.被组合在二阶结构的时间序列中的二阶神经模式的成分。

B.成为意象的二阶映射的出现,同时客体的映射被加强。[2](P177)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图1

意识机制的时序

(1)生物体的处于自体平衡要求范围内的机体状态被映射在生物体的脑中,这个被映射的稳定的机体状态的方面就是原自我。

(2)与生物体发生作用的客体也被映射在脑中。

(3)与客体相关的一阶(first-order)客体映射导致与有机体相关的一阶原自我映射发生改变。

(4)“(3)”所描述的映射变化还可以再表征在其他映射(二阶映射)中,因此这些二阶映射表征的是客体与有机体的关系。

经历上述时间进程,最初的原自我现在成为了一个具有自我感的核心自我。与原自我不同,具有自我感的核心自我是通过表征被客体改变的原自我的状态而建构起来的,它是一个二阶映射或二阶意象。“为什么是二阶的呢?因为它基于两个一阶观念:一个是关于我们正在知觉的客体的观念;一个是关于因该客体的知觉而被改变的我们身体的观念。这个自我的二阶观念就是关于两个其他观念——被知觉的客体和被知觉改变的身体——之间关系的观念。”[3](P215)这也正好印证了意识体验的基本现象学结构,即“我—意识到—X”[9]。意识体验的基本结构就是通过上述映射的时序实现的。

意识体验在显现体验内容(即客体)的同时,它也隐含地显现出主体即“我”在体验。笔者认为,将主体、“我”、自我嵌入在对意识的理解中,是达马西奥意识研究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贡献,“意识的神经生物学至少面对着两个问题:人脑中的电影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以及人脑又是怎样产生一个电影的拥有者和观察者的感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后者镶嵌在前者之中。”[6](P11)他写道:“意识,从最基本层次到最复杂层次,就是把客体与自我聚集在一起的那个统一的心智模式。”[6](P10)这个统一的心智模式就是通过上面描述的时序过程最终在二阶映射中实现的。

关于核心意识,达马西奥提出它有这样一些特点:(1)在神经机制上,核心意识是由二阶映射实现的。感受某种情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是由源于神经映射的意象构成的,这些神经映射反映了构成某种情绪的身体和脑的变化;但是,只有当建立核心意识所必需的二阶映射就位后,生物体才知道那个感受,即“感受到”那个感受。(2)核心意识在生物体的整个一生中都是稳固的;它并不完全是人类才有的;它也不依赖长时记忆、工作记忆、推理或语言。(3)核心意识的范围就在此时此地,对于生物体意识到的每个内容而言,核心意识是以类似脉冲的方式产生的;核心意识并不能阐明未来,它模糊地让我们瞥见的唯一的过去,就是在此前的瞬间所发生的事情。

(二)核心自我

在核心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感是核心自我,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实体,不停地被脑和与之相遇的每一个客体在相互作用的当下(present)重新创造出来——核心自我就存在于当下。核心自我内在于非言语的二阶神经表征中,每当一个客体改变原自我时,这种二阶神经表征就会出现,它反映的是对被客体影响的原自我的映射。

达马西奥三部曲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七、反思

核心意识赋予生物体以超越预置的反应模式和本能的可能性,但要让意识的威力强大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要给意识配备记忆和语言的能力,从而给意识提供可不断调用的丰富的意象库,而且是更加抽象、语义能力更强的言语意象,乃至以概念形式存在的语言系统。有了记忆和语言的助力,意象可以在被核心意识瞬间觉知到之后再次进入意识照亮的心智空间,形成新的语义组合,从而为通用性智能的创造性开辟出现实的道路。我们将基于核心意识、并在记忆和语言的帮助下实现的创造性智能过程称为反思,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记忆对在核心意识的光照下出现的语义意象进行再一次操作,形成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案。反思,在达马西奥的体系中就是扩展意识;因为记忆的参与,每一次当下的核心自我也被连贯起来,这些被记住的核心自我集,就是扩展自我或自传式自我。

(一)扩展意识和扩展自我

从原始自我到赋予生物体以自我感的核心自我,这是生命调节方式的一个巨大转折。然而核心意识带来的转变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核心意识只给有机体提供了关于某一时刻(此时)、某一地点(此地)、针对某一客体的自我感,因此“核心意识的范围就是此时此地。核心意识并不能阐明未来,它模糊地让我们瞥见的唯一的过去,就是在此前的瞬间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从前,也没有任何以后。”[6](P16)达马西奥认为,人类真正的荣耀是以核心意识为基础的扩展意识,它是综合了其他能力而发展起来的,它依赖于常规记忆和工作记忆,并最终通过语言来提高。“在扩展的意识中,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是在一种像史诗故事那样宽广的一览无遗的远景中和此时此地一起被感知到的。”[6](P17)扩展意识为有机体提供了一种复杂的自我感——一种同一性(identity)和人格。这种同一性或人格也被达马西奥称为自传式自我,它对一个有机体的人生经历的主要方面进行有组织的记录。“传统的自我观念是与同一性观念相联系的,并且是与一系列并非转瞬即逝的独特事实以及标志一个人的特征的存在方式相对应的。我对这一实体所使用的术语是自传式自我。这个自传式自我依赖于对情境的系统化的记忆,在这些情境中,扩展意识就包含在对一个有机体生命的那些最稳固特征的知道活动中——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所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你通常对问题或冲突做出的反应,你的姓名,等等。我用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这个术语来表示对一个有机体的人生经历的主要方面进行有组织的记录。”[6](P17)

(二)情绪、感受与理性

从最初生命的基于感觉—行动的自体平衡调节(包括情绪),到非意识的意象(包括感受)、核心意识,再到扩展意识(反思意识),至此,人类站在了地球生命的最高的演化层级上。反思为理性奠定了基础,但在反思的层级上,非意识的感觉—行动、情绪和感受并没有被演化当作低级的东西剔除在人类的生活之外。相反,层级演化遵循着嵌套原则,也就是说,高一层级既包含又超越了低一层级。演化是一个既超越又包含的过程。[12](PP.51-53)

意象、意识、记忆和语言,这四者的结合使人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用的问题解决能力,即基于符号(意象的语言形式)的推理智能。这种智能就是理性。在生物演化中,体现理性的生物装置确实主要集中于新皮层,“新皮层是一种生成复杂认知能力以及文化的器官,并且它对于复杂的知觉、学习和认知极为重要。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文化里程碑都是因为有新皮层。”[18](Px)然而,如果离开了在脑深处已高度演化的脑干(表现为情绪的生命调节方式)和边缘系统(表现为感受的生命调节方式),那么皮层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那些新皮层下的古老神经领域构成了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所说的情感心智(affective mind),它在演化上有专门的功能,而且也是我们与其他许多动物共有的功能。它是一些我们最强烈的感受的来源。这些古老的皮层下的脑系统,对于任何想要理解所有我们已知并在生命中将要体验的基本价值的根源来说,都是珍贵而多彩的“宝石”;这些情感是形成生命中美与丑的基础,情感还会随经验而改变,但更多是量变而非质变。[18](Px)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上(尤其是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历史时期)理性的力量被夸大了,尤其是将理性与感受和情绪对立起来。达马西奥是以科学实证的方式重新检视情绪和感受与理性的关系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绪感受的影响。尽管这种观点在他所处的理性主义时代潜行于水面之下,并且持续了几个世纪,但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中让这种观点得以复活。[18](P476)

在达马西奥的研究中,所有被人们认为是纯粹的认知活动都包含感受,因为没有感受,认知活动就没有一个可归属的“我”,从而变成了一种完全独立飘荡的东西,一种可以与生命完全相分离的东西。当然,就演化的层级来看,集中代表感受(情绪)和理性的脑机构在解剖上具有相对的分离性,人类也确实利用了这种相对分离性,而将认知的方面单独提取出来,并人工地模拟它们——这就是基于符号计算的人工智能系统。但是这种人工智能系统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最终要服务于有感受的人类个体,感受体现了人类价值并决定了价值的方向。现在,我们来概括一下达马西奥关于情绪和感受与理性关系的观点。

(1)没有情绪和感受,理性策略就无法在演化中发展起来。“如果没有生物调节机制——情绪和感受是生物调节机制的明显表达——的引导,那么,无论是在演化过程,还是对任何独立个体而言,人类的理性策略都不可能发展起来。此外,即使推理策略在早期发育阶段被建立起来,其有效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要依赖之后发展出的感受能力。”[16](Pxii)

(2)理性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纯粹,相反,无论情绪和感受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是强烈的还是微弱的,理性总是在与它们的交织中运行的。达马西奥在对患有决策缺陷和情绪障碍的神经病患者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躯体标识器假设(somatic-maker hypothesis),这个假设认为:“情绪是理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情绪可以协助理性过程,而不是像很多人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一定会干扰这一过程”[16](Pii)。生命是一个价值系统,因此,与生物体互动的情境以及生物体做出的行动反应都与反映自体平衡调节的基本价值的情绪和感受联系在一起。当意识出现后,感受有了它们的最大影响力;当反思出现后,尽管理性可以通过控制情绪来优化自体平衡的调节,但理性的引擎仍然需要感受来启动,这意味着在生命活动中理性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的、自足的。“实际上每个意象,不论是实际上感知到的还是回想起来的,都会伴随着一些来自情绪装置的反应。”[2](P58)

(3)情绪和感受本身就具有认知的功能。情绪可以直接传达认知信息,或者通过感受传达认知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情绪可以替代理性。例如:恐惧的情绪反应可以使生物体不经过有意识的推理就能快速做出规避危险的行动。在一些需要极短时间内迅速做出决策的情境中,快速的情绪反应似乎要比慎思的推理更有利。但在一些更复杂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理性的决策就更为优化。无论如何,情感和理性都是服务于生命调节而演化发展起来的。达马西奥提出,推理系统是作为自主情绪系统的延伸演化而来,而情绪和感受在生命调节中从未退场。

(4)情感(情绪和感受)与理性可以彼此影响。情感引导着理性决策的方向并为理性提供有效决策的身体状态,而理性也能优化生物体的情感表达。情感过程的某些方面对于理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感受可以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引领我们形成适当的决策;其次,情感也反映了积极或消极的身体状态,当身体状态舒适愉快时,人们的思维更迅捷、流畅和高效,而当身体状态不适痛苦时,人们的思维会缓慢、淤滞和低效。不自主的情感反应会削弱自体平衡调节,反之,理性的看法会优化情感表达,情感经理性的调节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庄子》中的这两则故事就反映出情感经理性调节后的自体平衡的改善: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19](P92)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20](P285)

八、社会文化的自体平衡

达马西奥勾勒了生命调节的层级(或顺序):“我们在细菌、简单动物和植物中发现的那种自体平衡要先于心智的发展,而心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感受和意识。这些发展让心智能慎思地介入预置的自体平衡机制,甚至在之后它使得创新和智能的发明将自体平衡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然而,说来奇怪,始于细菌的自动自体平衡包括并且事实上需要感官和反应能力,而它们正是心智和意识的简朴先驱。”[13](P42)

在《事物的奇怪顺序》中,达马西奥首次将自体平衡概念全面地引入到对社会文化的讨论中,并提出了“社会文化自体平衡”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他试图理解文化现象的生物学根源。他将自体平衡分为广义的两类,即基本自体平衡和社会文化自体平衡。“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是纯粹的‘文化的’建构,而前者是‘生物学的’。生物学与文化完全是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自体平衡的形成是大量心智作用的结果。”[5](P221)将社会视为一个超级生命或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并非是一个不恰当的类比,而将自体平衡引入对社会的分析也并非是不恰当的延伸。

事实上,社会不是在人类水平的生物体中才出现的,即使简单如单细胞一般的生命,也自然地存在一个由诸细胞构成的细胞社会,而细胞的自体平衡必然要面临两个环境的问题,即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施加的问题。既然有社会,生物体就会演化发展出应对社会环境问题的策略,就会有在维持单个生命体的自体平衡的同时维持诸生命体所构成的社会的自体平衡的策略,因为自然和社会共同构成了生物个体的自体平衡所依赖的环境,而维持社会自体平衡的策略就构成了生物体的文化。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也不是突然降临在人类世界中,它同样有一个伴随早期生物体的更早的起源。“第一个事实是,即使与人类的社会成就相比,我们也可以恰如其分地将早在1亿年前某些种类的昆虫所发展出的那套社会行为、实践和工具称之为文化。第二个事实是,甚至更早,很可能是几十亿年前,单细胞生物体就已经展现出符合人类社会文化行为某些方面的社会行为图式。”[13](P169)

如果生物体之间彼此的需要不能带来更好的生命调节,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文化也就不可能出现。生物体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平衡是生物体基于社会自体平衡而维持个体自体平衡的结果;社会性与个体性一样都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性必然在生物体中有其生物学根源,于是,文化也有其内在的生物学根源。

社会文化发展背后的推动力当然是生物体的自体平衡。自体平衡在人类扩展自我的水平上是通过高度发展的、丰富细腻的各种各样的感受来表现的。达马西奥提出,感受从三个方面推动着文化的发展。第一,感受是对自体平衡缺陷的侦测和诊断。第二,感受的侦测和诊断促使生物体调用和开发创造性智力去修复自体平衡的缺陷:“感受以心智的方式表征了当前自体平衡的一个显著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扰动,因此,感受就能作为激励创造性智力的动机,而创造性智力是文化实践或工具的实际建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13](P123)“一旦探测到危害个体及群体平衡的社会行为,复杂周密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体系就开始起反应。为应对这种失衡而产生的文化手段是在恢复个体和群体的平衡,例如: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贡献、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对社会空间中出现的需要修正的功能问题进行反应,以免它们危及构成群体的个体的生命调节。”[5](P220)第三,感受是生物体开创的文化工具和文化实践之成败的衡量者和监控者。在感受的推动和衡量下,文化发展以各种形式对生命进程中探测到的不平衡做出反应,并在人类的生物限制、物理环境以及社会环境限制内对不平衡进行修正。

九、结语

达马西奥关于心智生物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题——心智的生命观和层级演化观即情绪、感受、意象、心智、意识、自我等——在《笛卡尔的错误》中都可以找到最初的论述,甚至社会文化自体平衡的观念也出现在这本书中。在随后一系列的著作中,达马西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研究,并在《事物的奇怪顺序》中扩展了对文化的生物根源的研究。

在开展心智乃至文化的生物学研究的同时,他也始终不忘去纾解人们的一种担心甚至忧虑。“人们常常担心,日益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会将复杂的、富有心智和意志的文化生活还原为心智出现之前的自动化的生活。”[13](P175)事实上,这种忧虑在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野和分裂中就已经普遍存在,只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被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忧虑来源于人性的一种或明或暗的心理——人自认为是神圣的,并且希望被看作是神圣的。但在这种心理中还隐含了另外一种观念:物质以至肉体是低贱的,没有任何高贵和神圣可言。如果笛卡尔的二元论成立,那么人类的高贵和神圣就有了形而上学的庇护之地,即心智的“月上世界”。但科学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医学、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都在否定这种可能性。人,就是一团物质之肉,在根本上,它与构成稊稗、瓦甓、屎溺的成分别无二致。

物质为什么会被鄙视?为什么像人类机体这样精妙复杂的系统,如果它的成分最终不过是物质,它的神圣性和尊严就必须完全消失?面对这种分裂和这种心理,我们该修正什么?我们有比科学更充分、更系统的证据来修正科学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诚实地,同时不失理智地开放性地接受科学的结论——人是一团精妙复杂的物质之肉。在我们接受科学的结论之时,我们也必须接受物质是纯粹惰性的、只有外在性而没有任何内在性——或者更神圣一点说,没有主体性,没有心智,没有灵魂——因此是卑贱的观念吗?或者为了保留人性的神圣性,我们必须承诺一个二元论的世界观吗?对这种忧虑,达马西奥一贯的回答是:“我认为这种情况[即心智的生物学研究会将充满丰富感受和具有选择自由的意识世界还原为纯粹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不会发生。首先,日益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实际上取得了一些特别不同的东西,即它们实际上加深了文化与生命过程之间的关联。其次,文化诸方面的丰富性和原创性并没有被还原掉。第三,关于生命以及关于我们与其他生物共有的基质和过程的日益丰富的知识并不会降低人类的生物独特性。值得再说一次的是,人类的独特地位——它远远超出与其他生物共有的那些东西——毋庸置疑,因为通过对过去的个体和集体的记忆以及通过对未来的想象,人类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放大了他们的痛苦和快乐。逐渐增加的从分子层面到系统层面的生物学知识实际上加强了人道主义的事业。”

达马西奥的回答显然是明智的、诚实的、“中规中矩”的,但笔者认为应该有更简洁的回答,这种回答是庄子式的——“道在屎溺”[21](P369)。也就是说,人性的独特性和神圣性是相对的,人有丰富的现象世界,细胞有简朴的现象世界,原子有更暗昧不明的现象世界,但就现象世界之“道通为一”的绝对性而言,所有的物质之肉也是现象之肉,因此都是神圣的。人类不会因为对构成自身的物质的知识有更多的理解,就瓦解了其现象世界的尊严,因为现象性与物质性不是对立的、排他的,世界既是物理学的也是现象学的。人类需要修正的是对世界的观念,特别是对物质的观念。也许我们需要一点浪漫的想象力,去理解物质深处那点微末的主体性和现象性之光。

“认识到某种感受依赖于某些特定的脑系统与某些身体器官的互相作用,并不会削弱将这种感受作为一种人类现象的地位。爱情或艺术会令我们感到苦恼或愉悦,如果我们了解到苦恼或愉悦背后的各种生物过程,就不会贬低这些感受。恰恰相反,在具有如此神奇魔力的复杂机制面前,我们的好奇和敬畏感应该增加才对。”[16](Pxvi)

达马西奥三部曲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奥的生命哲学

[收稿日期]2020-06-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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